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 作者:多人【完结】 目录 万里赶羊………………………………………………………萧　乾［蒙古族］ 神河断流………………………………………………………华　山［壮　族］ 五指山上飘红云………………………………………………李英敏［京　族］ 扬眉剑出鞘……………………………………………………理　由［满　族］ 飞天之梦………………………………………………………穆　静［满　族］ 国殇……………………………………………………………霍　达［回　族］ 刘三姐与黄婉秋………………………………………………何培嵩［壮　族］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马泰泉［回　族］ 万里赶羊 萧乾[蒙古族]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国营牧场场长额日和对刚从新疆运到他场里的那群细毛羊，真不知道怎么爱惜好了。他用贪馋的眼睛凝视着它们，用手指头轻轻梳拢着那毛色分外白的身子，拍着它们细长结实、活像一根根棍子的腿。这当儿，要是旁边有人搭讪一句，譬如说：“好羊呀!”喝，你瞧吧，这位热情的场长嘴就开了河。他先给你背一通羊的祖宗三代：它们本来叫“兰哈羊”，是苏联兰布利特羊跟咱们新疆的哈萨克羊杂交成的，然后，不等你插嘴，他就赞叹开啦：“哪儿找体质这么棒，经得起‘粗放’的羊呀!多么大的风雪也不怕，青草干草都一样吃，难怪牧畜专家们都认定这是顶合乎咱们国家当前需要的羊了。它们出的毛，包你织得出细哔叽!转年清明前后，咱们就可以用人工授精的办法，繁殖它一百多万只来。” 　　这种细毛羊是新疆西部巩留县的巩乃斯羊场出的。把它们从那么远运到内蒙古来，这件事本身就不简单，而它们走的又是一条特别不平凡的路。 　　过去从新疆西部运羊，不是用飞机就是由伊犁装汽车。这批羊可不是那样运的，它们是先被“吆运”(人赶着羊走)到乌鲁木齐，然后才装汽车、搭火车运来的。运羊的同志们从羊场出发，先是徒步赶着那一千四百只羊爬过十二座高达四千米的大雪山，渡过一百多个山洪肆虐的河口，路过苇塘和沼泽，穿过人类很少到过的原始森林，穿过毒蛇区、毒草滩，战胜了狼群和熊群，七十五天，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又在汽车和火车的运输过程中克服了重重难以想像的困难。他们走过五个省、两个自治区，经历了一万一千五百里的路程，才把这些细毛种羊“运”到了内蒙古草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比用飞机运，给国家节省了二十多万元；比用汽车运，节省了将近五万元。这样做，使羊的体质受了一番锻炼，并且平均每只羊加了五公斤膘。 　　我在呼和浩特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派到新疆去买羊的干部，特别是领队哈迪同志。他们的谈话，真是令人感奋的诗篇。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充分表现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有怎样忠于职守的干部，怎样热爱祖国的人民! 　　 　　“走天山!”这是个大胆的决定，豪迈的决定。在拿定主意以前，六个干部和二十七个临时找来的工人心里不是没有好嘀咕一阵。好家伙，从来没有人赶这么多细毛羊走过这一千四百里终年不化的雪山!人病了怎么办?羊要是拐了腿怎么办?许多疑难纠缠着他们。 　　天平总是有两端。一端是难以估计的困难(有些困难是现实的，有些是估计不到的)；另外一端呢，是“吆运”对国家、对羊的好处。这具天平就在他们每个人心里摆上摆下。新疆畜牧厅厅长达夏甫说：“干吧!羊是结结实实的羊，你们中间又有放羊的老手，场里给你们找个好向导。”羊场的哈萨克族同志不容分说就动手替他们画起了路线图。 　　好吧，走天山。 　　于是，他们先把一千零五十只母羊和三百五十只公羊分成三个赶运组。每组一个兽医干部，四个工人，负责大约五百只羊。公羊喜欢彼此顶撞，撞出伤出转天就会生蛆；一般人宁愿管三只母羊，不愿管一只公羊。可是，兽医辛仲直主动提出来要负责这一组。这以外，还有炊事组。队里有蒙古、汉、回和哈萨克四个民族，大家同意一路上全跟着回族同志吃，炊事也完全由他们管。炊事组不但管做饭，还管拣柴和拉病羊。另外有个驮运组。行李、帐篷和粮食都得想法运。最初他们想雇几个新疆老乡赶着牧口驮，可是一划算得花五千元，还得给他们回去的盘费。不行，还是花三千来块钱买了二十四匹马。会计到了乌鲁木齐可以原价卖出去，不是又给国家省了一笔钱吗? 　　为了保证病人不至于掉队，病羊不至于损失，他们还买了两辆大车。天山上赶马车，这是没听过的奇闻。许多当地老乡都拦阻他们，说山路窄得连两只羊都不能并着走，怎么能走车呀!可是他们决定还是带上。当然，他们一点也没料到这两辆大车会给他们造成多么大的困难。 　　六月十四日那天，他们就跟着羊场的老工人乌木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头一关就是毒蛇。从六月十四日到二十七日，他们走的全是毒蛇区。哎唷，那真是个蛇的世界，没腰深的草棵里，遍地都是几尺长的花蛇，曲曲弯弯地蠕动着，有时候还挺起长颈子来朝人险恶地吐着芯子。一个赶羊的工人热了，把大褂脱下来放一放，等会儿去拿的时候，已经沉甸甸地钻进好几条蛇了。一天晚上有匹马挨了一口，不大工夫它浑身发黄，接着就蹦腿了。 　　过毒蛇区，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随便怎样也不能叫羊给蛇咬住。他们挺着胸脯儿走在羊群前头，眼睛向四下里怒视着，手里攥着把鞭子，一路上抽得山里发出尖峭的回响。 　　白天好办，晚上一宿营就困难了。他们总是很小心地侦察地势，看蛇窝多不多。二十日那天，他们挑了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伊士布拉克(“三个泉眼”)，以为可以受不到毒蛇的威胁了。谁知道，刚搭好帐篷，一个哈萨克人气喘喘地跑了来，说：“啊呀，这儿山根儿底下全是蛇窝，可搭不得帐篷!” 　　那十几天的日子过得心里可紧得慌，毒蛇的影子日日夜夜一直也没离开过他们。 　　天山这个“天”字叫得可是真妙，高得人张嘴喘不上气来，腿沉得就像挂了个秤砣。往上看，石头跟石头、树跟树就好像接起来似的那么陡，上面还常掉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下来。过阿优达板(山口子)的时候，有人眼睁睁看见一只旱獭子给砸得脑浆迸裂。往下看呢——谁敢往下看呀!万丈之下净是冰窟窿，窟窿里是滚滚的黑水，丢一块石头要好半天才能落地；喊一声，回音要比自己的声音大多了。他们头晕，心噗咚噗咚地蹦…… 　　可是，有一天，就在这样陡的山上，他们遇见一群牛。放牛的是个哈萨克女人，她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个刚满周岁的娃娃，另一只手还从容地理着头发。女人后边坐着个八九岁的女孩，她一手搂着妈妈的腰，一手还在玩着什么。另外有个十来岁的男孩，他骑着马，腋下夹着一只雪白的羊羔。大约是在换牧场，马背上还驮着帐幕。这下队上的人可觉得惭愧了，大家都说：只要自己不泄气，多么高也用不着怕。 　　光不怕还不成，那三群羊呢?羊最喜欢爬高。它们不知道这山高得多可怕，不懂得体贴放牧的人，照样爬上爬下。只要羊群里有一只爬上去了，管羊的就得跟上去，把它叫回来，不然的话它越爬越高，就更不好找回来了。高处的羊还会用蹄子往下蹬石头。可是，刚把这只叫回来，那只又上去了。一天要是走六十里路，实际上就等于走一百二。 　　羊就怕把蹄子磨烂了，一烂自然就拐。可是走那样的山路，蹄子怎么能不烂呢?想办法呗。过山的时候就给羊“穿鞋”，用一种皮套子裹在羊蹄子上。这种套子用不上一两天就磨通了。后来没皮子做套子了，大家把自己的衣服割下来。 　　车呢?那两辆车一点儿也不比羊省心。本来嘛，天山上从来没走过大车。山太陡了，能走的路不到二尺宽，下面就是悬崖和冰窟窿。不能用马拉，怎么办好呢?先是用人抬，抬的人头发晕，脸吓得惨白惨白的。这时候有人说出一路上唯一的一句泄气话：“运得过去吗?运不过去临完再把命送在这儿!”旁边有人听见，赶快说：“山再怎么陡，穷边总没有敌人的炮火吧!可是咱们志愿军怎么把大炮运到上甘岭上去的，还不是就靠股干劲儿!” 　　这么一说，大家的情绪扭转过来了，于是，办法也就想出来了。 　　他们把五六十米长的绳子拴在车辕上，从上面拽着它；车往前移动，上面慢慢捯绳子。为了怕马往后一退，车翻了，领队的哈迪自告奋勇来驾辕，让马在前头拉，这样就不怕它退了。遇到特别窄的山路，像腾格尔达板，就把车拆开，抬过去。 　　车在天山深谷里可出风头啦，当地人谁看见了都觉得新奇。车走过去了，牧民还弯下腰去细细察看大车留下的印迹。 　　内蒙古够冷的了，可是比起这地方来显然还差得远。大六月天，有人耳朵都冻坏了，每天早晨起来，帐篷总冻上一寸多厚的霜雪，敲起来梆梆响。为了怕弄坏了帐篷，驮运组总是等太阳出来才敢拆。 　　柴禾的问题也不简单。一下雨，马粪湿了，开不了伙，大家爬了一天山，还得饿肚子。 　　水难得看见，而且看见了也不一定喝得到，因为有一种沼泽差不多是陷阱，连羊踏在上面，腿也会拔不出来。过牙克斯台达板的时候，人走在平坦的草原上，会像玩什么舞台牧技似的，忽然陷进半截儿去。 　　一到渡口，水倒有的是，就是太多了。 　　内地下雨的时候闹山洪，新疆有雪山，天一放晴，有山口子的地方必然有山洪奔下来。那是怎样的山洪啊!力量大得什么都挡不住。河并不大，一般也不过三五丈宽，三尺来深；顶宽的拉坦河有十二丈宽，四尺多深。可是，走在河里，骑在车上，马不用迈腿，人马就会移动。十几斤的石头，丢下去立刻就打转。有一回他们看见一对夫妇坐着辆大车，两个人各搂着个娃娃。山洪来了，立刻把大车冲翻，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给冲走了，她自己在漩涡里打转。男的撒开怀里的娃娃，抱住一棵漂下来的大树，拚命想挣扎过来救他的妻子。大家看见，登时奋不顾身地把孩子从激流里捞上来，放在马鞍子上，搓揉了好半天他的小肚子，才醒过来。 　　这样的激流要是羊跳下去，一万只也给冲没了。一路上总得先派人前头去探路，找水窄而缓、河底不扎脚的地方走。找好了渡口，用套马杆子探探深度，然后动手给羊搭“桥”：把卧牛石一块块排在河当中，再从原始森林里扛来一些掉下来的干树权，把它们绑在卧牛石上。这还不够。石头旁边一排站上十六七个人，形成一道肉桥。于是，一千四百只羊就一只只地从这十六七个人的手里传递过去。一千四百只哪!起码要站上四个钟头。四个钟头人的腿都泡在冰雪化成的水里，腿肚子像针扎似的。有时候水流得太急了，站在河中间的还得把自己绑在干树权上。羊传递完了，人的腿也冻麻了，浑身哆嗦；手脚在传递的时候给羊犄角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有一回，正传递的时候，一只羊从人缝儿里窜下水去了。这时候，跟工人一道站在水里的兽医辛仲直就不顾一切地蹚到激流里去，一把抓住那只羊的犄角。山洪太猛了，眼看辛仲直也要给冲走，另外的同志又蹚过来抓他的手，后边的人又赶忙抓那个人的手……这样，大家就连成一道锁链，山洪才没得逞。事后，有人对辛仲直说：“真险哪!”可是，这个素寡言笑的青年兽医只说了声：“够本啦，羊总算没给它冲走。” 　　狼真是很凶恶的动物。七月十二日那天，走过通格力戈达板的时候，离他们宿营的地方不远有个哈萨克牧人，头天他还是一百多只羊的主人，可是过了一夜，那一百多只羊却变成了一堆烂骨头，狼只给他剩下一只山羊。 走过牙克伯地区一道森林的时候，他们远远瞅见一群狼在追两只羚羊。不一会儿，它们都消失到森林里去了。从那以后，他们对狼更加注意提防了。每天到宿营地头一件事就是数羊。一千四百只羊，真够数的，而且随数随提心吊担。数完了，就交给夜里打更的同志。打更是很吃力的活儿，可也是件非常重要的活儿。他通宵冒着高原的风雪守在羊群旁边，扯开了嗓门吆喝——吓唬狼。 　　天山里头常起风暴。天上一出梯云，就要来风暴。狼这时候趁火打劫，在风暴里猛扑过来。羊这当儿也最容易羼群。每天选择宿营地，总要看暴风雨来了有法儿掩蔽没有，周围狼多不多；还有，人如果从山上掉下去，有法儿救没有。 　　真是磨难重重呀，眼看就到乌鲁木齐啦，还过了两天毒草滩。这种草牲口一吃就没命。怎么办呢?只好连夜赶，一口气走了一百多里。也只有体格这么结实的新疆细毛羊受得了! 　　宿营总是三座帐篷布成三角形，把羊圈在中间。马夜里不睡觉，它们在周围守卫着。有个蒙古族工人叫吐克吐，他平常不许别人放枪，可是有一天看见狼，他放了一枪，把马惊了，还跑掉一匹。吐克吐这下可急了。他摸着黑儿连夜满山找呀找呀，什么也顾不得怕了。到天亮，居然把马找回来啦。 　　单靠内蒙古干部的工作热情还克服不了这么多困难。在这首《天山赶羊》的光辉诗篇里，比什么都动人的是各兄弟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一路上只要听说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为了改进畜牧业派来买种羊的，这个说明本身就是最吃得开的“护照”。什么样的要求对于哈萨克人都不是太大的，他们什么都肯命出来。 　　六月二十七日那天，他们走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阿拉图地区。那一段路乌木耳不大熟，需要一位临时的向导；区政府替他们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时候恰巧山里头来了个哈萨克小伙子，头上扎着块布，样子看来挺壮实，名字叫阿克巴尔。他们把原由告诉了他。这小伙子大概十分孝顺，他说：“成，等我回去跟我爸爸说说去。”大家也跟着他去了。小伙子的帐篷就扎在巩乃斯河的岸上，那里的树大得两个人也抱不地。老汉瞧见来了稀客，立刻端出马奶子来请大家喝。听到要叫他儿子去领路，老汉沉吟了一下，满脸慈祥地说：“我这小子新近抢羊(哈萨克人中间的一种游戏)的时候，马鞍子坏了，从马上摔了下来，脑袋受了震动，在家里我一直不大让他干什么吃力的活儿。可是你们各位做的是咱们政府的工作，随他怎么病也不能推辞，一定要送一送。” 　　走的时候，老汉看到驮运组的牲口身上压得太重了，还拉出自己的两匹马来说：“你们拿去用吧!”然后又提了两皮口袋的奶子，每个总有四五十斤。他说：“我没什么好东西，这个你们带去路上喝吧!” 　　这小伙子送了多少路程呢?送了整整八天的咱。临分手塞给他点钱，瞧他这个着急劲儿!他涨红着脸说：“不，不，爸爸走的时候嘱咐了，绝不能收你们一个钱!” 　　一路上替他们画路线图的，带路的，送胡桃、马奶子、牛奶酒的，数起来太多了。兽医文清有一回过河的时候，河边上刚好有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只手还领着个四五岁的。睢见他们，两个小家伙立刻跑掉了。文清还以为是吓跑了呢，谁知道过不大一会儿，那个大的一手提了桶马奶子，一手拿着个茶杯，羞答答地走过来了。文清一口气喝了好几杯。孩子还用小手指了指前边，意思是要他把同行的伙伴也叫来喝。 　　大队走到扎根朱娄地方，随身带的肉羊(他们当然不能吃种羊)吃光了。这时候，远远望见个帐篷，就走进去。主人名叫耿珂。这是新疆境里的蒙古族地区了，所以他们彼此可以通话。这位老汉听说他们需要两只羊，就说：“可我圈里的羊，随你们挑吧。”他们就挑了两只顶肥的，准备第二天牵上路。 　　第二天大清早，老汉请他们喝酒。这个时辰请喝酒，必然有个原由。老汉拱手很抱歉地说：“诸位，很对不起呀，我老汉先向你们赔礼。昨天晚上我答应羊随你们挑，我没料到政府收畜牧税的人会来。我老汉从来没失过信，可是现在政府收税的人来了，得尽肥的先给毛主席，然后才能给客人。我要求你们把挑好的搁在圈里，等我纳完了税，剩下的羊随你们挑。” 　　老汉为了表示衷心的歉意，还提了一筲子马奶子、一筲子牛奶酒和一筲子牛奶，他一定要大队二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喝足。老汉一边儿望着大家喝，一边儿充满了幸福地自言自语着：“没别的好东西，就是这么点心意!” 　　然后，他很认真地向哈迪打听内蒙古牧业合作化的情况，现在一共有多少个社，互助组是怎么转社的，牧口怎么入社等等。走的时候老汉站在帐篷门口，拱着手，再三托付说，回去不论怎么样也别忘记给他寄一份章程来。 　　这种深厚的民族友谊并不是单方面的。 　　从羊场出发的第二天，过的正是毒蛇区，一路上提心吊胆地走过没腰的草，没有水喝，可还得大声吆喝着，不然羊就可能走失。到了宿营地已经晚上九点了，人累得骨架都快散啦。 　　这当儿，一个哈萨克老汉跑来，说他家儿媳妇难产， 娃娃生下来，胎盘还在产妇肚子里头。其实，队里只有兽医，并没有大夫。但是老汉这么远跑来，能叫人家失望着回去吗?不能。已经歪下了身子的辛仲直二话没说，站起来，背上腰包就走。走多远呢?来回足有三十里山路，到半夜一点多才回来。可是三点钟就又得出发。 　　从那以后，大概乌木耳见人就宣传他们队里有“名医”，一路上不少人要求治病。他们给许多哈萨克老乡打了盘尼西林，留下了消炎片。不论人多么累，路多么不好走，他们从来没拒绝过一次。 　　有这样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友谊，分手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他们已经平安到达了乌鲁木齐，非分手不可了。那个老工人乌木耳在乌鲁木齐有家。分手的时候，他留下了地址，约大家到他家去吃吃东西。可是在地球的屋脊上奔波了将近五十天，每个人躺下都懒得再爬起来了。晚上十一点，乌木耳两眼通红地跑来，很恼火地说：“我宰了只大肥羊，专诚等着你们，一直到这个时辰，你们怎么还不来?如果你们还把我乌木耳当作人看的话，那么就来吧。” 　　这么一说，怎么累也只好去喽。 　　原来乌木耳和他的老爹把他们哈萨克亲友全邀到帐篷里来了，直直等了一个晚上，他要他们也见见他这些亲密的内蒙古弟兄。帐篷中央咕嘟咕嘟地烧着只大铁锅，老远就闻到香喷喷的肉味，那只羊早已煮得烂熟，就等着下刀了。 　　那么，来吧!于是，猜拳呀，干杯呀，两个民族的弟兄足足狂欢了两夜。 　　大队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先从伊犁搭汽车到达的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处处长走到城外头十七八里来迎接他们。处长提议大家轮流进城休息休息。其实，一路上这么辛苦，这是很应该的。可是大家谁也不肯走开，说：一路上羊幸好没出点乱子，还是求个万全吧。 　　后来有些人怎么进的城呢?为了装羊，卡车上头得钉些木架子，免得羊半道上窜下去。找木工一核计，一辆车得花二十五元，不又是一千多元吗?处长抄起斧子来说：“好，咱们买点木料，自己来钉。” 　　处长干得非常起劲。他身体胖，汽车站上的人因为不晓得他是处长，大家都叫他“胖师傅”。一天站上有个好打听事情的人小声问哈迪说：“嗨，你们这位胖师傅是哪儿找来的呀，这么不要命地干?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呀?”哈迪就把处长的薪金数目告诉了他。他说：“怎么，内蒙古的木匠工资有这么高?”哈迪这当儿才说，咱们这位木匠是处长。 　　五十辆卡车，每辆车都配备好了负责人，就浩浩荡荡从乌鲁木齐向火车的起点酒泉出发了。 　　上了汽车，磨难是不是就都过去了呢?才不是呢。 　　羊不像货物，捆到车上就没事啦。汽车走七天，羊就得装卸七次。车走的时候，管羊的人就像个顽童学校的教员，时刻得照看着，生怕调皮的羊起哄，一乱就会发生弱羊被压死的事。有些羊中了暑，喝不下去水。怎么办呢?管羊的就把水装在自己的帽子里，喂它们喝。车停的时候就更忙了，先得找地方牧放。这么搞，人在路上是睡不到觉的。 　　为了怕羊吃老百姓的庄稼，凡是有店、有人家的地方，反而不好停，一定要停在野外。可是到了酒泉，灰天灰地，举目都是戈壁滩，骑马走出二十多里也找不到一点草影儿。羊饿得咩咩叫，啃着管羊人的衣服，有的甚至叫不出声来啦。工人搂着咩咩叫的羊说：“可怜呀，我有啥办法呢!” 　　傍晚时分，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背着手，站在汽车队旁边观望。这位老汉一看就是个行家，他大概很喜欢这种细毛羊。望着望着，他赞叹说：“这么标致的羊，哪儿找去呀!”听说是从天山上赶下来的，老汉更惊讶了。可是他说：“你们要是再不喂，羊就要死啦。” 　　领队哈迪赶紧上前行了个礼说：“我们正在为这件事着急哪!您有什么办法吗?”老汉说，他叫马洛桑，藏族人，是这里自治县的副县长。哈迪就把他请到帐篷里去。老汉说：“文殊庙那边有块牧场，来，我给你们写封信，你们到区上一说就行啦。”老汉还很关切地问了问内蒙古的情形，说他虽然没去过那里，可是听到过参观访问团的传达报告。 　　哈迪掖好介绍信，跨上马，赶紧跟赶羊组的组长照直奔文殊庙去了。一路上真个开心呀!区政府是在山上一座大庙里。区长姓刘，看见他们高兴极了，就招呼人帮助他们搬到山上一座大庙里去住。 　　刘区长说：“今年雨水稀，草干了。这边也有些牧户找不到草。我们这山沟儿里倒是有些好草，本来想调剂调剂这里的牧户。你们既是远客，就尽你们先用吧，我通知牧户们晚几天来就是。” 　　这样，饥饿的羊群赶到文殊庙的草场上来了，它们足足吃了三天三夜，掉的膘总算又长上啦。 　　在酒泉，铁路上给他们调来二十二个车皮，七上八下地足足装了三十六个钟头。买的是联运票，要经过兰新、陇海、京汉、京包、集二等五条干线，完全不需要换车。这下可舒服些了吧?谁知不然。 　　今年夏天不是特别热吗?他们坐的是闷子车，人热得浑身没劲儿，羊从上火车，十一天就没闭上过嘴。它们一个个搭拉着舌头，烦躁得蹄子乱跺。 　　一只羊一天要喝上大约五公斤水，可是有的车站有水，有的没有。还有，照行车表看，他们有七天就可以到锡林郭勒盟的赛汉塔拉站了，可是四十辆车皮才能编成一列车，二十二辆车皮够不上一列，结果连耽误带走要用十一天。这可严重啦。他们只给羊准备了十天吃的干草呀! 　　于是，火车只要一停，即便是一二十分钟，大家也分头想法替羊奔走。有的拔回一抱草来，拔得手上都出了血。有的提着能装三十斤水的桶，到老远的地方给羊弄水去。 　　羊呢，可不知道甘苦，它们在闷子车里照样顶来顶去，力气小的总吃不到草。又得想办法呗!他们把草捆成小把小把的，吊在闷子车的四面，把羊群散开，叫它们跳着吃，这样，就好单独喂那些力气小的了。 　　有些胆小的羊，大家一挤，它就不喝水啦，不喝水慢慢就没了气力，又得想办法。干部用自己的被子把不喝水的羊隔开，然后再用自己喝水的缸子一点点地喂。端着缸子在闷子车里，一蹲就是三四个钟头。顽皮的羊还从被子底下用犄角相互顶撞着。 　　就这么样，好几只羊还病倒了。 　　过郑州那天，气候特别热。走过悬崖壁立、毒蛇遍地的大雪山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沮丧过。可是到了郑州，羊却病了几只，他们心里再恼火没有了，每个人都垂头丧气的。 　　这时候，货栈上来了个神色悠闲的老头儿，他好像很厌弃那股气味，可是又对这二十几辆车皮的羊感到好奇，就用雪白的手帕堵了鼻孔，走了过来。他望到这些人浑身滚的都是羊粪蛋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伤透了大家的心。他们说：“喂，你们这几个小伙子什么不可以干，为什么单单要干这一行呀?”因为羊生病，哈迪正老大地不痛快，他狠狠地瞪了老头儿一眼说：“你这辈子穿过毛哔叽吗?我们是要全国人民都穿上毛哔叽，所以才干这一行的!” 　　就在那天，死了一只羊。他们给它打了一天的盘尼西林，也没救活。羊死了以后，兽医把它解剖了，发现它的肺本来是烂的，又中了暑，才死的。 　　在整个行程里，那是大家情绪低落的唯一的一天。 　　在天山里，一个看见他们在悬崖边上运大车的新疆老乡说：“哎唷，共产党一来，全变啦，连天山的石头也给你们让了路。” 　　也有人说：“天山的石头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比石头还要硬。” 　　羊在乌鲁木齐过秤的时候，一个哈萨克老汉说：“咳，羊是长了膘，你们可瘦了，你们的肉长在羊身上啦。” 　　在呼和浩特，当队员们开鉴定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咱们大家这回是冒了性命危险运来的羊，我觉得咱们主要的方面是优点：“别的队员听了，一个个地都站起来，很严肃地表示：“天山的石头没挡住咱们，更不能让自满情绪挡住咱们。下一回再去运羊，咱们一定要比这回运得更好。” 　 神河断流 华山[壮族]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李白 　　世界上有许多动人的神话和传说。当大自然的威力还驾凌一切的时候，人们常常用神的力量来抒发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唯独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个歌颂洪荒时代的英雄的诗篇，不是用神，而是用人的形象，来概括人们征服黄河的美好愿望和英雄气魄。三门峡的艄公说得好：“胆小的人，黄河上没有他的路；有黄河就有敢治黄河的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就是用黄河的惊涛骇浪来磨炼性格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切断黄河的时刻到了! 　　一年以前，这里还是激流陋断的荒岛。现在成了向黄河进攻的战场。 　　三门峡摆开了锁住黄河的阵势…… 　　峡谷当中，一道混凝土高墙顺着河势耸立着，如同一把利剑，从神门岛一直插进张公石，把三门峡辟成两半：——一半是滚滚大河，惊心动魄；一半是左岸峡谷切成的岩石大广场。整个汛期，这道高墙打退了洪水的九次进攻，硬逼着黄河让出了半个河床，让我们修筑起一座梳齿形的混凝土廊道工程，把左岸河床拦腰锁住。现在，当我们又要夺取另一半河床的时候，岩石大广场的围堰拆除了，梳齿廊道过水了。黄河回到左岸，才发现这条人河，已经不是当年的“人门河”。往日的“人门河”，“人门岛”，“梳妆台”，还有穿过左岸石壁的唐代运河“娘娘河”，——多少年来被惊涛骇浪劈成奇峰怪石的悬崖峭壁，已经从地面消失，变成了十二孔廊道横锁的人工河道了。 　　在左岸，咬住“鬼门河”的“狮子头”也炸掉了；“鬼门岛”切成了突立河心的平台，上面布满了十五吨一块的三角形的混凝土四面体，猛然看去，活像岛上扎满了野营帐篷。这是大战黄河的“重型炮弹”。峡谷附近，公路两旁稍为宽敞的地方，都堆满了山一样的岩石“炮弹”：五吨重一块的，用铅丝穿成葡萄串的，用铅丝笼装成一笼笼的……风钻手在大块石上打钻凿孔，插进钢筋，准备好让吊车随时吊运；起重的机械群在石料场上吼动着，重型的自卸卡车一字摆开，聚光灯把峡谷照成不夜城……我们要把“神河”一举切断，用闸站闸住“鬼河”，硬逼着黄河放弃激流中心的禁区；我们要把整条大河锁在左岸的廊道工程里，硬逼着黄河把另一半河床交出来—— 　　我们要喝令黄河让路! 　　我们要锁住黄河! 　　我们要把万里黄河捏在手里! 　　是黄河终于低下头来，还是暴怒的河水终于把戗堤冲垮?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恶战。为了这一场扭转黄河历史的大决战，一个激动心弦的战斗口号日日夜夜在人们心里沸腾着。 　　一九五八年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激动心弦的时刻啊!整个冬天，成万万的农民一齐动起手来，向大地要水，向大地要粮；六万万人一声“大跃进!”地都动了。我们兴奋，我们惊讶，不能不迫使自己这样提出问题： 　　“全国都在跃进，为什么三门峡不能跃进呢?” 　　黄河似乎也感到决战的时刻到了，河水总是不肯消退。已经到了十一月中旬，流量还是停留在二千秒公方以上。超过截流的设计流量一倍。今年秋天碰到了五十年一遇的丰水年。锥子山已经戴上雪帽，秋雨还在下着。黄河硬是下决心较量较量了。 　　在这样大的流量切断这样凶猛暴烈的大河，当面的困难还是没人碰到过的。可是，下游来的河工说得好，“黄河抢险堵口，几千年来，两只手也一样堵住了；三门峡有这许多机械，这许多有学问的人，还怕什么?” 　　“下游堵口，有过这样大的流量吗?” 　　“水大水小，可不是任你挑选的咧。千家万户就在黄河底下躺着，水不下去，就不堵口啦?” 　　人们把黄河叫做“害河”、“孽龙”、“败家子”，把黄河的洪水比喻最大的灾难。可是都没有说出中国人民对于黄河的深厚感情。黄河下游的一个妇女人民代表说： 　　“我们怕它，恨它，怨它，骂它，又舍不得离开它。打从我记事起，母亲便背上我跑黄河；我会走路了，父亲牵上我的小手跑黄河；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又背上自己的小孩跑黄河。可是洪水一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世世代代就是离不开黄河啊。没想今天我们要亲手治住黄河了。” 　　从世界屋脊下的巴颜喀拉山到太平洋西岸的渤海湾，黄河这样颠狂，暴烈，在亚洲大陆上奔流万里。洪水一来，几千庙地眼看着便被掠走了，顷刻间一片汪洋。历代多少著名的河流与城市，都被吞没，荡平，深埋地下了。可是洪水一退，又是千里沃野，撒下种子便是丰年。引一股黄水，百里沙荒就喂肥了。中国大平原就是黄河把黄土高原搬到海里填成的。真个是“千顷波涛千顷地，一河眼泪一河粮。”黄河里流的不是浊浪，而是土地，是庄稼，是浸透了血泪的乳汁啊! 　　黄河!黄河!你以文明古国的“文化摇篮”闻名于世界，用移山填海的气魄横贯中国大陆，暴烈的性格里深藏着慈母的心怀。当我们今天要把你抓在手里的时候，还有什么壮丽的图画能比眼前的惊涛骇浪更能激起人们的雄心呢! 　　“我们的读书人啊，”截流指挥员谢辉同志说，“什么困难，都计算到了，就是不算克服困难的人。”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流量还在二○三○秒公方，总攻击的号令响了! 　　成万吨的大小岩石，以每分钟一大卡车的速度向激流中心猛泻着。 　　正当峡谷进口的鬼门岛，这是大决战的指挥中心，也是总攻击的进攻出发地，截流指挥台俯临危崖，截流公路从危崖下直迫神门河口。这就是三门峡的主流神门河，鬼门岛和神门岛之间的激流中心的禁区。五十七台自卸汽车日夜不停地奔驰着，满载着一车车的岩石，从右岸横过鬼门溢流桥，驰上鬼门岛，一直开到危崖下的公路尽头，堆筑着指向对岸的戗堤。 　　一连三天，强大的车队日夜奔驰着，这样准确，迅速，勇猛，而又有节奏。虽然来去都要经过窄窄的鬼门溢流桥和危崖下的进占公路，但是第一天抛投的石料就达到六千立方米，平均每分钟一大卡车。超过了设计要求二分之一。 　　二十日第一个钟头，戗堤插进了河心十二米。黄河暴怒了!万里黄河集中了它的主力，冲进神门，恨不得把两岸石壁和戗堤一气冲塌似的。时间就是一切。进攻的速度加快了：五十秒一车，四十秒一车，三十秒一车；载重十吨的，十二吨的，三台汽车并排着向河心猛击；二十五吨大“玛斯”也投入战斗了。 　　可是多大的石头，总是站不住脚，好容易露出水面一点，又冲跑了，刚刚填平一角浪窝，又陷落了。整整八个钟头，戗堤毫无进展。 　　“国际水平”论者简直暴跳起来： 　　“在这样大的流量截流，根本就是错误!犯罪!非失败不可!” 　　可是什么“国际水平”，又有过我们这样的人呢? 　　谁见过这样的截流汽车，一俯冲就到了龙口，一掉头就退到堤尖，一车车石料都是直接卸到河里? 　　谁见过这样的机械群，既没有后备的机车，也没有成套的备品，一连八昼夜都全都投入吊运，从没让汽车在料场空等一分钟? 　　谁见过这样的推土机，在戗堤上插花进退，只一刀便把堤头推平，一倒闸又给汽车闪开道路；前进后退都是开的五档快车? 　　谁见过这样的龙口突击队，脚下就是淘刷着堤根的狂流，身后就是直薄河心的汽车，他们在夹缝里钻空子平整戗堤，抢修道路，手下的堤头总是这样牢固? 　　谁又见过这样的截流指挥员，一没进过大学，二没学过工程，只是在工地滚上一年，学上一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把当代截流技术同几千年来的堵口经验结合起来，工程专家不敢决定的问题，他们决定了，工程专家拿不出的技术措施，他们拿出来了，而且这样快，就在戗堤毫无进展的时候，进占的办法就出来了呢? 　　在神门河口的下游，正当三门峡三股雄流冲击喷射的中心，一柱石壁傲然屹立着，这就是古来闻名的“中流砥柱”，中国民族性格的象征。三门峡的艄公把它叫做“照我来”。几千年来，黄河的船夫在三门峡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骑着大浪冲击。哪怕迎面劈来的石劈，眼看就把木船碰碎，掀翻，也要顽强坚持，勇往直前。“照我来”就是神圣的召唤。就在劈头猛撞的刹那间，大浪从石壁反扑回来，把木船托过一边，——正好闪开石壁，顺流而下。粉身碎骨的险境也变成破浪前进的坦途了。 　　猛攻神河的人，正是在困难面前充满自信的人，从千军万马找到了力量和信心，从当面的困难看出了胜利的道路。 　　“黄河上没有回头路，”不向前猛攻是站不住脚的。硬顶着激流的上游堤角，这是黄河全力争夺的焦点，也是猛攻神河的“冲锋阵角”，“重型炮弹”就从这里迎头猛击!下游堤角是激流迂回包抄的“侧翼阵角”，特大块石就从这里固守侧冀!——巨大块石和混凝土四面体，组成了连续突击的冲锋部队，两路出击，一路抢占前进要点，一路稳住侧翼阵角；小块石则是支援冲锋和占领阵地的主力部队。一旦两角露出水面，小块石立刻全线出击，趁势扩展堤头阵地，掩护两角继续猛攻。正是在这反复冲击的时刻里，黄河下游创造的“葡萄串”和铅丝石笼，表现了出色的黄河性格：你把这块冲跑，那块就拖住了，你把那块冲跑，这块又拖住了；一扒住堤坡，就把整个阵脚稳住，沉到水底也要占领住水底的阵角；顽强执着如同猛攻神河的人们。 　　八个钟头以后，被激流冲垮的三米堤头，又夺回来了。戗堤还是十二米，但是——脚根站稳了。十一月二十日白天，是淘刷坍塌最凶的一天，也是戗堤进占最快的一天。二十一日晨七时，六十米宽的龙口，已经被戗堤横断了二十二米，把神门河的脖子掐得紧紧的。激流一旦挣出龙口，直吼的山摇地动，满河浪花。激流中心“油沫锅”从未有过这样暴跳如雷而又乱成一团的浪花。守望着龙口的老河工忽然说： 　　“黄河乏了!没有劲了!” 　　这里有个发人深思的插曲。当时神河的流速，达到每秒七?二一米，超过设计流速(五·五)一·七一米，落差达到二·九七米，龙口的水深都测不成了。五百公斤的测深锤“重铅鱼”，刚一触及水面，就甩到半空，飞鱼似的，沉不下去。什么电线测深仪，回声测深仪，测出来的数据都是乱糟糟的。整个班水下情况不明。能不着急!猛听得一声慨叹，值班指挥员赶忙问道：“你说什么?乏了?怎么看出来?”“还用着看吗?”老河工指着水下说，“听都听出来了。这不是!空空，空，石头扔到水里不多滚动就站住了，不是古隆隆隆隆流出老远去了。截流堤在水下顶到对岸了——顶多三米深!”水情组的技术员一旁听着，只乐的欢跳起来：“就是三米!我们测了又测，算了又算，都是三米，就是不敢相信，总以为是测错了，没敢上报!”你没有勇气上天，到了南天门还以为是个蛤蟆洞呢。 　　当切断黄河的庄严时刻临近的时候，人们无所畏惧，也睡不着，——担子重啊!只是和黄河打上几个回合，顿时信心百倍，好像整条黄河的力气都跑到了自己身上似的。时间也变得格外宝贵了。中国有这许多大江大河，到处都在修筑水利工程。长江三峡这个二十倍于三门峡的世界水利工程的绝顶，还等待着人们攀登。一条神河要截上二十五天，这还了得! 　　时间，时间，决定一切的还是时间!多少人还在预计着截流高潮的到来，多少人还在设计着进占神河的方案，多少人还在等着注定的失败。可是突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六点四十五分——戗堤飞斩千尺浪：神河断流了! 　　顷刻之间，如同两岸的悬崖峭壁突然崩塌下来，峡谷深处爆发出震撼山岳的一阵欢呼，满盖住大河南北的人们，突然冲下陡岸，冲上戗堤，在河心拥抱起来。这是大河劈开的两岸石壁在拥抱，这是太行山和伏牛山在握手，这是三门峡人在欢呼黄河历史的第一个幸福的黎明——戗堤合龙了!黄河腰斩了!三门峡再也看不到恣意狂奔的激流了!万里黄河的幸福黎明开始了! 　　在三门峡切断世界上最凶猛暴烈的大河，只用八天时间，只抛投了近四万方的块石和一百六十八块混凝土四面体。这是没有先例的。 　　“世界水平，也不过是把黄河切断吧?”党委书记张海峰同志在决战的前夕曾经这样说。当时，我们不怕“国际水平”，可也没想到创造世界第一，我们只想截断黄河。可是神河一断流，三门峡跃进一年也嫌慢了。总工程师汪胡桢说：“三门峡也可以说是长江三峡的试验室。一九二四年加拿大的石规纳河截流，公认为最难，头次失败了，另开新的引河，两个月才堵住，流量只七一五秒公方(我们是二○三○)。美国最大一次截流，是一九五一年麦克纳瑞水坝，龙口宽七八米，水深一八米(我们宽八七米，深二六·五米)，中途截不动，停工十六天(我们一鼓作气，八天完成)。共用十二吨四面体二○八八块，别种材料七五○○○方。我们把当代水工技术同黄河堵口经验相结合，只用十五吨四面体一六九块，铅丝石笼一七九个，葡萄串石头四十四串，大小石料近三七○○○方，就堵住了。” 　　黄河大练兵，三峡创奇迹。我们不光向黄河要水，要电，要粮，要土地，还要时间。突破了技术就赢得了时间。水工技术正是以流速为标志的。“我们征服了七?二一秒的流速，再做黄河其他口门就不困难了。到长江做三峡工程也有信心了”。 　　大自然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河流!当我们把万里黄河捏在手心的时候，它能给我们多少东西! 　 五指山上飘红旗 李英敏[京族] 　　(一)不速之客 　　一九四四年，当映山红开满山岗、布谷鸟唱出春天的颂歌时，我们纵队司令部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在战争的岁月里，除了自己同志外，我们很少或者说没有接待过什么客人。这位客人来自五指山，还是黎族人民武装的领导人，这就更加引起批战员的重视和注意了。 　　来客名叫王国兴，约三十多岁，健壮的身躯，古铜色面孔，粗眉大眼，像一座朴实粗犷的塑像。他身穿一套蓝靛染的土布民族衣服，一副忠厚强悍的样子，如果不是陪同他来的四支队的同志介绍，很容易使人以为是海南岛西部山区的农民或猎手，何况他还会说一口乡土话呢。 　　我那时在抗日民主政府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党政军领导一元化，我负责接待这位既尊贵又特殊的客人。 　　他看到我们这些人住的、穿的、吃的，感到非常惊讶，一再追问陪同他来的四支队的同志：“这是红军和共产党住的地方吗?这是司令部、民主政府住的地方吗?……” 　　当时，海南特委、抗日民主政府和纵队司令部驻在澄迈县六勒岭上，这里是连绵几十里的原始森林，离村庄很远，住的都是用茅草、葵叶盖的草寮。我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一个严寒的冬天，全靠烤火过日子。衣薄食淡、疾病缠绵，不少同志永远安眠在这里了。 　　按照冯白驹同志的布置，我们给客人搭了一间比较宽敞的草寮，勉强抽出一张军用棉毯、一张席子、一条面巾、一个茶缸，还特意用竹子做了一支水烟筒，这就是我们接待客人的全部东西，可在当时是够阔气的了。他走进草寮，坐在火堆旁，抽起水烟筒，非常满意地对我说：“看得出，你们是很艰苦的，可是非常真心地待我，非常真心地待我这个黎人……” 　　使他更感动的是和领导同志第一次会见。当他走进草寮见到我们几位领导同志的时候，就要跪下来行大礼，冯白驹同志伸手把他扶住，拉到床沿坐下，并且激动地对他说：“我们是同志，我们是骨肉兄弟，你千里迢迢来找我们，我们的心里已经很感动了，请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王国兴刚坐下来，就流下激动的眼泪说：“红军父母同志，共产党父母同志，我王国兴领你们的情，请你们赶快出兵救我们黎人吧，不打败国贼，我们黎人不得活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在坐的人，眼眶都红了，还是冯白驹同志撑得住说：“国兴同志，请你放心。黎族兄弟的苦楚，就是我们的苦楚；黎族兄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定想办法，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 　　那天晚上，他拉着我坐在火堆旁，谈了很久，当他知道我不是海南岛人，觉得很惊奇，问道：“你为什么要来我们这个苦地方呢?”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革命需要，什么地方都要去。他马上追问：“什么叫做革命?”我说，赶走日本鬼子，打败国贼，使穷苦人得到解放，过上好日子，就叫做革命。他默默点点头。接着，他详细问过我的年龄和经历后，无限感慨地说：“你们红军、共产党个个是能人啊!” 　　就这样，我和王国兴交上了朋友。　　 　　(二)官逼民反 　　王国兴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是为什么找我们的?得先从黎族人民武装起义说起。 　　在海南岛的中部，有连绵几百里的大山区，最高的山峰有一千八百多公尺，像巨人的手掌伸向碧空，这就是有名的五指山地区。 　　在这片山林里，聚居着三十多万黎族人民和五万多苗族人民。五指山区虽然有丰富的矿藏和自然资源，黎族苗族人民却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竹篱茅舍的极端贫困落后的生活。历代的统治者，一直把这些少数民族当作奴役剥削的对象。国民党的统治，更加野蛮和残酷，他们污蔑黎族人民是“长尾巴的野人”，并装到大木笼里运到广州展览。这不仅是对黎族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岛，国民党大战而逃，大量的军队(保安团、守备团、游击队)、政府机关(专员公署、十几个县政府、好几十个区乡政府)都逃到五指山去。巨大的灾难落到了黎族苗族人民身上。这些蝗虫、山蚂蝗以“征粮”、“征税”的名义，夺去黎族苗族人民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收获(包括粮食和其他作物)，每户人家每年还要交多少土布和木棉被，最难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差役。除了抽壮丁当兵以外，还要有各种劳役：为这些老爷们挑担、抬轿、盖房子、种菜、砍柴、挑水。国民党班长、保甲长以上都要坐轿子。各个村寨的青壮年不仅全被拉差，而且是无偿劳动，服役者要自带口粮。没有口粮的，只好挨饿。这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仅仅是一两年间，整个五指山区(当时划为白沙、乐车、保亭三个县)田园荒芜、生产凋敝，黎族苗族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不仅是男人一丝不挂，连十多岁的大姑娘也没有一块遮羞物。但是无尽的奴役、剥削还落在这些不幸者身上，白沙附近有座高山，有很多黎族人民倒毙在这里，成了“白骨岭”。为了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住在大路旁边村寨的)纷纷逃到深山老林中去。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四三年夏天，白沙县的黎族人民首先揭竿，掀起一场反迫害求生存的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就是王国兴。 　　王国兴原来是白沙县红毛峒人，他是七个峒(我记得起是红毛、元满、牙义、小水、毛栈、毛贵、牙沙)黎族的头人(奥雅)，民国党为了收买、笼络他，委任他当红毛乡的乡长。 　　这个“奥雅”为什么要领头造反呢?王国兴告诉我：“我原是国贼(国民党)的忠实子民，我把国贼官员都叫做父母官。表面上看，国贼待我也不错，曾经请我到司令部，刮鸡刹鸭款待我，起义前，他们还想让我当白沙县伪县长。” 　　“为什么要造反呢?我看到黎人实在活不下去了。不是劳累死，就是饥寒死。我呢?天天替国贼抽丁捉人、催租收税，逼着自己兄弟姐妹走死路，我的良心实在过不去呵……” 　　王国兴举起手里的竹水烟筒说：“起义前，我这个‘奥雅’连烟也抽不起。国贼要钱要粮，百姓交不出来，我只好用家产去顶替，很快，我的家产也给搞光了，没烟抽，没饭吃，连衣服也给扒光了，你想，我不造反还有活路吗?” 　　当然，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当王国兴和十几个峒的“奥雅”秘密聚会，准备武装起义时，被奸细发现，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王国兴因此被捕入狱。这件事激怒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们，他们拿起武器，举起火把，攻打伪县政府，救出了王国兴，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起来了。　　 　　(三)出路问题 　　就这样，黎族人民反迫害求生存的武装起义，像熊熊烈火，在五指山区燃烧起来了，好几个伪县政府、几十个区乡政府，都被愤怒的黎族人民捣毁、烧光，那些“游劫队”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受到应有的惩罚。拿王国兴的话说：“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第一次。” 　　当然，国民党决不会善罢甘体的，五指山是他们的老巢，他们不但有十多年统治少数民族的反革命伎俩，也承袭了历朝统治者对付少数民族的反动策略。武装起义一开始，国民党就采取血腥镇压政策，调集了两个守备团、一个保安团和大量的地方武装，用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进行“围剿”。黎族人民武装人数虽多，士气旺盛，但是，第一，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容易给敌人各个击破；第二，用的是大刀弓箭和火药枪，很难对付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第三，起义武装和五指山外的汉族抗日进步力量没有什么联系，和山内的苗族武装也没有很好配合。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封锁包围五指山武装起义地区，实行“关门围歼”“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很快就把起义武装镇压了下去。 　　在一场激烈的阻击战中，下了倾盆大雨，黎族武装的火药枪失灵了，大刀弓箭更不顶事，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失败了。 　　国民党军队攻进武装起义的村寨，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所有村寨都烧成灰烬，捉到人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剖腹挖心，惨不忍睹。后来我们部队攻占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团部，还看到一串串晒干的人胆。年轻的妇女都被捉去，押到五指山外出卖。武装起义地区变成了无人区。 　　但是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和屈服，他们在王国兴带领下，走进深山大岭，走进原始森林。五指山区第二大的山岭鹦哥勾，聚集了大部分起义者和死里逃生的人们。 　　王国兴和他领导的起义武装，处于内无粮弹、外无援军的境地，什么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都没有了，吃的是野菜野果，睡的是山林野地。寒冷的山区，赤身露体的人们，靠的是一堆堆篝火。疾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该怎么办啊?! 　　青壮年主张，再和国贼军决一死战，总比坐以待毙好。拿什么决战呢?火药没有了，铁砂没有了，弓箭也没有了，靠几把大刀不顶事啊!王国兴和头人们不同意这样死拼。 　　有人主张去找日本人，说日本人兵强马壮，枪炮利害，国贼军就是怕日本人。王国兴想，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来打中国，抢中国的地方，杀害中国人；我们黎人好歹是中国人，能请仇敌帮忙吗?还不是请鬼医病吗?王国兴和起义武装坚决拒绝了。 　　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傻瓜，他们虽然大杀一场，心里也知道黎人是杀不绝的，再说如果把黎人杀光了，谁给他们交钱交粮?谁给他们挑担抬轿?因此，又拿出历代反动派对付少数民族的手段，硬的不行用软的，软的不行用硬的，或者是软硬兼施的办法，用逼降诱降的两手，迫使王国兴就范。他们一方面严密封锁五指山地区，特别是起义武装活动的山林地区，断绝他们的接济和对外联络，另一方面派了一批又一批代表来找王国兴，其中有和王国兴认“老同学”的“抚黎专员”，甜言蜜语劝降，条件“优厚”得很，只要王国兴肯出山，一律既往不咎，还升他的官，让他当白沙县参议长、县长，但是王国兴怒斥这些“白脸奸贼”，严正声明：“宁可饿死病死在山林中，决不向国贼投降。”国民党恼羞成怒，也出了几次兵“搜剿”，可是那么广阔的原始森林，一两团人马顶什么事? 　　尽管王国兴和起义的英雄那样英勇坚强，誓死不向国民党屈膝投降，但是出路何在是个重大问题。打不能打，守不能守，饥饿、寒冷和疾病，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还有不少人悄悄离开大火，寻找个人出路去了。哪有什么出路呢?不是重新当奴隶就是死亡。 　　五指山啊!飘起一片无望的乌云。黎族人民的心啊!像刀割火烧一样。　　 　　(四)五朵红云的故事 　　像在茫茫的雾海中看到灯塔一样，像在深沉的黑夜里见到火光一样，像在沙漠中走路发现泉水一样，谁在王国兴和起义战士中讲起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来，那比喝糯米甜酒还令人振奋。 　　可不是吗?十年前，五指山地区出现一支叫做红军的队伍，听说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的队伍，待黎族人民像亲兄弟一样，带领黎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最解恨的就是痛打那些国贼军。那时，没有人敢欺负黎族人，日子过得多红火啊!可惜时间不久，这些能人、好人都走了……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共产党、红军像火星一样在王国兴和战士的心中闪耀。共产党和红军好，但是自从他们离开五指山，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些当过兵、到山外做过苦工的人非常肯定地说：“有!”“就在山外!”可是有人说，共产党、红军也是汉人，他们肯帮助我们打国贼吗?真难使人相信。 　　最怀疑和反对共产党、红军的，是那些大小“奥雅”，还有那些寨老和年岁比较大的人。现在起义地区，当年红军没有活动过，这些人没有亲眼见过红军，国民党欺骗宣传是起了作用的。王国兴这个人值得赞扬的就在这里，他认识到黎人要得到生存、找到出路，只有找共产党和红军。他找那些见过共产党和红军的人了解情况，找那些赞成找共产党、红军的“奥雅”、寨老商量，其中还有一位神公，给王国兴出了不少好主意。 　　有一天，王国兴在山林里打锣集合众人，兴奋地对大伙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梦见黎母娘娘对我说：‘国兴啊!黎人子孙要有救，就得去找共产党和红军。’我问黎母娘娘：‘共产党和红军在哪里?’黎母娘娘把手一指说：‘你看，有红云的地方就有红军和共产党。’果然，五指山上飘起五朵红云，红云里有穿红衣、骑红马的人，慢慢向北飘去。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听黎母娘娘的话，赶快派人找共产党和红军去。” 　　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指山区全部得到解放时，我问过王国兴：“你那五朵红云的梦是怎么编出来的?”王国兴很认真地回答我：“不是编的，是真的。”我笑着说：“你就是黎母娘娘了?”王国兴笑起来说：“黎母娘娘不是我，是所有想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的人。” 　　自从王国兴说出黎母娘娘的“旨意”以后，反对的人不敢阻挡了，赞成的人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共产党和红军了。 　　当然，要寻找共产党和红军也不是容易的事。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都是非常害怕这一点的，他们内外勾结，严密封锁，不让黎族人民有接触共产党和红军的机会。因此，山里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山外做的事，黎族人民也无从知道。 　　为了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王国兴前后派了三批人。第一批人走错方向迷了路，找来找去找不到；第二批人碰上了国民党走狗，把他们引到日本侵略者的据点中去，差一点丧了命；第三批人花了一笔钱，请了一位汉族小商人带路，终于批到了我们第四支队。前后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找到共产党和红军以后，为了表达黎族人民的真诚愿望，王国兴亲自来了。　　 　　(五)谁是救世主? 　　和王国兴一起，首先要说服他，不要再叫我们是“父母同志”。 　　我对他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人人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不分民族、不论老少，都是同志，你叫我们父母同志，就是看不起我们。” “怎么?叫父母同志就是看不起我们?”王国兴睁大了眼。 　　“你们从前把国民党当官的叫做‘父母官’，现在把共产党叫做‘父母同志’，这，当然不对了。” 　　王国兴默默地点头。从此以后，他学会叫我们“××同志”了。 　　当然，最大的难题还在后面。 　　王国兴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找我们的，他要求我们，马上把主力开进山去，赶去国民党军队。 　　特委和司令部研究以后认为：主力部队进山，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五指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我军进去，他们必然集中力量和我们拚，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山里国民党的详细情况，进军时要解决给养和后勤支援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发动组织起黎族和苗族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断绝敌人人力物力支援，然后来个内外夹攻，彻底消灭敌人。这样，才能解放五指山地区。为此，我们决定先组织一支精干小分队，和王国兴一起到五指山去。 　　王国兴听了，很不满意，他说大军不进山，他也不愿再回去了。任凭我们怎么说，他就是不答应。 　　冯白驹同志让我和他谈心，谈来谈去还是僵持局面，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说：“国兴同志，你不是说，山上有二三千青壮年吗?难道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王国兴这个刚直汉了一听就跳起来：“谁说没有用，要是我们有枪有弹，保证把国贼打得落花流水。” 　　我兴奋地说：“好呀，你们就在里面打，我们在外面攻，不是会更快打败国贼吗?” 　　王国兴摇头叹气说：“人马没有吃的，枪支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打呀。” 　　我反问道：“你说，我们这支部队的枪支弹药、粮食给养是从哪里来的?” 　　他摇摇头。 　　“这都是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伪军那里夺来的，还有一些是老百姓支援我们的。” 　　王国兴又叹口气说：“你们汉人行，我们黎人不行。” 　　我有点激动地说：“我也不是汉人，我是京族人。汉人是人，我们京族人、黎族人也是人，我们难道比汉人缺胳膊少大腿?还是少了个脑袋?” 　　王国兴哈哈大笑了，这个老实人从来是爽朗的：“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办法。” 　　“好，我们派人和你一起进山，跟你们一起想办法打国贼。”我接着说，“在五指山，不只是两三千青壮年，还有三十万黎族和苗族百姓呢，只要你们做好工作，不给国贼送钱送粮，不给国贼挑担抬轿，国贼在五指山一天也活不下去。” 　　王国兴想了一会，又哈哈大笑说：“是这样，是这样，我想通了，共产党真是有办法。” 　　就这样，王国兴高高兴兴和我们的武工队一起回五指山去了。临走时，冯白驹同志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就是要硫磺(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火柴(药枪引火用)和铁砂(打枪用)，他说山上有几百支火药枪，有了这些，就有本钱跟国贼的到底。 　　冯白驹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记住，要打败国贼，首先靠革命到底的思想，靠共产党领导。” 　　就这样，黎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汉族兄弟的支援下，终于燃起了复仇的怒火，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五指山的罪恶统治。 　　王国兴同志在黎族人民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六)烈火真金 　　从王国兴同志找到共产党，到五指山全部获得解放，经历过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主力部队大规模向五指山进军，在王国兴同志带领下的黎族人民武装有力配合下，一举攻下伪守备团团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白沙县大部分获得解放。在进军的途中，我见到了王国兴，我故意问道：“怎么样?这一下思想真正通了吧?”他笑着说：“通了，早就想通了。”我追问：“什么时候?”他眯着眼说：“就在我叫你们‘父母同志’的时候。”“哦?”“不通我来找共产党干什么?” 　　说得也真有点道理。 　　这一天，他把他的小儿子带到我的住处说：“我送他给你当勤务员，请你收下吧。” 　　像王国兴同志这样的人，我们是非常尊敬和爱护的，哪能让他的孩子当我的勤务员呢?我委婉地拒绝了，王国兴同志非常不满，好说歹说，非得我收下不可，“你看得起我，就让孩子在你身边，你教他认几个字，懂点革命道理，这我就非常满意了。”经过领导同意，我终于收下他的孩子当勤务员。 　　当时许多同志开我的玩笑，说我了不得，连“太子爷”也当起我的勤务员来了。孩子确实不错，工作很勤备，学习也很认真，后来琼崖公学恢复，我让他读书去了，解放后进了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又回五指山工作了。 　　白沙县解放后，王国兴同志当了县长，还是海南民主政府委员，我们经常工作生活在一起，他和我们一样能吃苦，能和战士们一起过日子，非常俭朴。我们看他身上那套蓝布衣服破旧了，给他缝制了一套新的，可是他还是穿那套破旧的。有一次，我去找他，老半天才出来，后来才知道，在家里，他从来不穿外衣，只穿一条短裤，有客人来才穿衣服。 　　一九四六年，又一场严重的斗争等着他。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趁机来“收复失地”了。春天，一个美械军和大量还乡团来到了白沙。我们留下少数部队，配合王国兴领导的黎族民兵，跟敌人进行最艰苦的搏斗。 　　两三万国民党兵，填满了小小的白沙县，又一次进行烧光、杀光、抢光。苦难重重的黎族人民，刚获得解放不到一年，又一次被套上枷锁。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是一些上层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了。王国兴同志和武装起来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退到原始森林坚持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配合游击队、武工队，狠狠地打击敌人。不到三个月，敌人的主力只好狼狈退出。根据敌人供认、五指山这场战斗，国民党官兵伤亡了两千多人，占它动用的总兵力的十分之一。 　　黎族人民站起来了，王国兴同志不再是三年前的王国兴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们纵队司令部集中主力，准备解放整个五指山地区。在进军的前夜，在红毛峒一座被毁的村寨里，我见到王国兴同志。他是带领一部分黎族干部，配合我们进军的。见到我的时候，他兴奋得双手抓住我说：“这一下可好了，三十万黎人快见天日了。” 　　果然，我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解放了乐车、保亭两个县，当布谷鸟又一次唱出春天的歌时，五指山区回到黎族、苗族人民手里了。在进军途中，我看到了王国兴同志和黎族干部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于敌人的欺骗造谣，有些村寨居民在我军到来前就跑光了，这给我们带来不少困难，但是只要王国兴同志和黎族干部到山林里转一下，逃跑的人就先后返转了回来。一些新解放的村寨，黎族人民对我们还有顾虑和隔阂，特别是上层“奥雅”更加害怕，王国兴同志一来，跟他们谈一会话，喝一餐酒，抽几筒烟，就什么顾虑都打消了。 　　过去，我只知道王国兴同志在白沙县有威望、有号召力，这次才了解，他在整个五指山区，都有很高的威望。我问过一些黎族人民：“你们为什么这样相信王国兴?”这些人真诚地回答我：“因为他真心为黎人办事。” 　　(七)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五指山区三个县(即现在的五个县)解放后，我们党为黎族和苗族人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他们有吃有住有穿，我们把没收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奥雅”的土地、牛马、工具，分配给无地少牛的农民，并且从山外运来了种子、农具，分配给他们，还宣布了三年不收粮收税，使用民工给予代价等。让黎族苗族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在饱受战火摧残、人力缺乏的地方，我们组织帮工队、互助组，把黎族人民保存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合伙制恢复发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黎族和苗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人民，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基本上做到有吃有住有穿，恢复了人的权利的人的尊严。 　　王国兴同志在这场并不比战场轻松的工作中，表现是很好的。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他的家、他的村寨全部被毁了，人死了一大半；他的田地和牛马更不用说，早就被毁光了。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他从来不提自己的事，日夜为别人和别的村寨的事奔忙。有人问过他，他回答得妙：“我又不想再当‘奥雅’，只要有饭吃、有烟抽就行了。” 　　有一次，他到驻地来找我，不抽烟，不喝水，气呼呼地，脸色很难看。我有点惊讶地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气鼓鼓地质问我：“我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做个共产党员?我那条不够格?你要我当一辈子‘奥雅’吗?……” 　　原来是为了入党的事!我忍不住心里的激动：王国兴呀，王国兴!你太有意思了。一个“奥雅”出身的人，经过解放斗争的考验，要求参加党!这对人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呀。 　　我激动地跟他说了我们党的纲领、政策、主张，一个共产党要具备的条件，参加党的手续。他听完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太好了，只要能够参加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了解决王国兴同志的入党问题，白沙县委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党中央的批准，王国兴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从一个大“奥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一条多么不寻常的道路啊!这是王国兴同志走向解放的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不，应该说是每个民族)得到解放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夏，王国兴同志化装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现在祖国首都(当时叫做北平)，代表海南岛解放区军民，代表五指山黎族和苗族人民，参加中国人民临时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他的战友，我们是感到光荣和受到鼓舞的。 　　在他参加政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受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周总理问王国兴同志需要一些什么?王国兴同志的回答很出人意外：“我要北京鸭和救火用的水龙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两样东西?他解释说，北京鸭是拿回五指山做种鸭的，水龙头是拿回五指山作救火用的，我们村寨的茅草房常常失火。王国兴同志想的是自己的家乡，想的是自己的人民，这种崇高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我!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岛革命根据地，我们的军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五○年五月，终于有力地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五星红旗就飘扬在这个祖国的宝岛上。 　　以王国兴同志为代表的黎族、苗族人民，在解放海南岛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使我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历来都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我们斗争在一起，流血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五指山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了，王国兴同志被选为州长。可惜那时我已调离了，后来只是在北京见到过他，但也没有机会深谈。他邀我回五指山做客，说要用最好的糯米甜酒灌醉我，可惜我辜负了他的盛情，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他。 　　五指山峰永远挺立在祖国南方的碧空，五指山下五条河流滔滔不绝，山林田野把春天永远留在人间。我想，在山花烂漫中，黎族人民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先驱者、真正的勇士的。 扬眉剑出鞘 理由[满族] 　　一辆闪着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和两辆小汽车，驶出马德里体育宫，沿着公路向前疾驰。 　　这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晚上，西班牙的首都沉浸在深蓝色的夜幕里。透过车窗望去，朦胧的建筑物，晶莹的喷水泉和闪烁迷离的灯光，一晃而过。马德里初春的夜色清凉如水，而车里人的心情却灼热、焦急…… 　　汽车停在一所医院的门前。 　　鬓发斑白的西班牙击剑协会主席和中国青年击剑队教练员庄杏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直奔医院的急诊室。击剑协会主席找到医生，用西班牙语急切地告诉刚才发生的事。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做出击剑的样子；又翘起大拇指来，朝姑娘晃个不停。 　　姑娘受伤了，左臂上包扎着绷带。她叫栾菊杰，中国女子花剑运动员，二十来岁的样子。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红润的脸颊，红得像一朵山茶花。眉眼俊气，一副清秀的江南女孩子的模样——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丝好武斗勇的特征；恰恰相反，还显得有几分稚嫩。 　　医生轻轻解开缠绕在她左臂上的绷带，嘴里连连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映入人们眼帘的有两处伤口。那是一柄钢剑折断之后，断裂的锋茬刺穿的。伤口透过皮下的肱二头肌，靠近手臂的“正中神经束”。鲜红的血在向下流淌，内侧的伤口刺开了花，粉红的肌肉向上翻卷着…… 　　击剑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从来有益于增强体魄而无损于健康。竞赛规则的保障，进攻武器的限定和防护装备臻于完善，使双方运动员的人身都很安全。一九○一年成立国际剑联以来，在比赛中像这样严重的事故颇为罕见。这只鲜血淋漓的手臂，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几个小时以前一场凶猛搏斗的情景……要弄清这场比赛为什么如此激烈，请翻翻击剑运动的历史—— 　　击剑一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用来炫耀它的英威勇武。从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到中世纪的风流骑士，都把击剑当做一门格斗技术。此后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击剑仍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衍，传留至今。国际剑联成立后的七十七年当中，历届世界比赛的前列名次，全被欧洲的选手垄断，从来没有一个亚洲选手，哪怕是取得一次决赛的权利。近十年来，苏联击剑运动员睥睨欧洲，称雄剑坛，几乎囊括所有的奖牌和银杯。 　　我国的剑术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后来演化为一种优美的造型艺术，跟对抗性的欧洲击剑不同，对抗性的击剑运动在我国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引进的年轻项目。我国体育园地的这一株新苗，在它短暂的生长期中几经风霜，两次被砍去，主要原因在于其“洋”。一九七三年，由于参加国际比赛的需要，这个项目又恢复了。我们这个真实故事的年轻主人公，就是那时应运而生，踏上剑坛的。可是她习剑不久，体育界又刮来一阵邪风，“四人帮”及其帮手接过“革命”的口号，篡改它，偷换它，把严肃的事业变成浅薄的空谈，在黑板报上写一篇“帮”云亦云的批判稿胜过在训练中出几身汗水。一时间取消比赛，取消名次，取消集训，“洋”的不要，“中”的也不要。我们的体育受到内伤，它比通常见到的运动生理创伤更难痊愈。栾菊杰是幸运的，她所在的江苏省击剑队是一个刻苦训练的集体；但是孤掌难鸣，得不到向兄弟省市学习交流的机会。一九七七年初，栾菊杰第一次出国比赛之前，将近一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集训和比赛了。那次她去奥地利参加第二十八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还没进入半决赛就被淘汰了，只得个第十七名。这个成绩是可以预料的，我国体育的严冬季节刚刚过去，元气尚未康复，而栾菊杰毕竟也还缺乏经验。 　　然而，那次有一件事是不能忘却的。在各路选手云集的练习场上，栾菊杰曾经主动邀请欧洲某个国家的选手共同对练，对方却耸了耸肩膀，把头扭向一边，显出不愿耽误时间的样子。姑娘的心被重重地刺痛了。我们是为友谊而来的，友谊的基础是互相尊重。但在世界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我们没有赢得应有的尊重，没有获得更多的友谊。民族情操是体育运动的血液，殷红的血液不容亵渎。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姑娘倚剑站在那里，嘴唇在剧烈地颤抖! 　　光阴似水，又是一年。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在西班牙举行。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聚集于马德里。昨天，当栾菊杰站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大厅里，臂佩金光闪闪的国徽，把剑柄竖在面前，高高地扬起剑尖，按照一种古老的、庄重的礼节，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时，她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把目光习惯地转向欧洲剑坛的几颗“明星”去了。 　　女子花剑比赛一交手，场上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栾菊杰以一种清新的姿态，出现在击剑台上，挺身仗剑，锐不可当。在前三轮的小组比赛中，她一共打了十四场，赢了十二场。进入半决赛以后，强手云集，猛将相逢，都是些打出来的拔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出现悬殊的比分。在栾菊杰愈战愈勇，竟以八比一的压倒优势，击败了上届亚军、苏联选手蒂米特朗——暴雨似的进攻，旋风似的结束，看台上欢呼呀，蹦跳呀，惊愕的叹息和沮丧的号叫呀，整个剑坛被轰动了! 　　法新社记者报道：“这是成立国际剑联以来，亚洲第一个取得决赛权的选手。” 　　惊奇，意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从上届比赛到这一届比赛，她的步子跨得太大了。人们甚至来不及回顾她，品评她，或进一步预料她…… 　　决赛前的马德里体育宫大厅，气氛活跃而紧张。参加决赛的各国击剑队也许正在紧张地调整战术吧。在疾风吹皱的波光浪影中，有一处是很平静的，那就是中国青年击剑队的临时休息地点。栾菊杰没有赶回旅馆吃晚饭。为了节省精力，领队让她原地小憩。她穿着玫瑰色的运动服，躺在深褐色的橡胶地板上，恬静地睡了。身旁放着头盔、手套和她的剑。决赛将在晚上七点钟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研究她、思索她身上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把视线的焦距，对准她身旁的那支剑吧。一把好剑，应该是坚韧的。峣峣者易折。而足够的刚度和韧度，需要在锤炼中获得。 　　为了认识她，认识一下她的家庭是蛮有意思的。她出生在南京，她的父母都是工人，和我们所有工人家庭一样，生活充实而愉快。只是孩子生得多了些，一共七个，前六个是女儿，最小一个是男孩，她是老二。这样的家庭让孩子业余去搞体育有为难之处。跑跑颠颠的孩子吃得比大人还多，衣服磨损快，鞋子也破得快。但她的父母对体育很热心，在我国千万个业余体校的学员家长当中，这个家庭是难能可贵的：墙上贴满五十多张奖状，那是老大老二和老三从运动会上拿回来的，有长跑的、短跑的、跳高的，当然还有击剑的。这是父母引以自豪的东西。他们替下一代想得多，宁可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锻炼得结结实实。老二很懂事，样样家务都能干。读书(她是三好学生)、练剑，回家还要带弟妹。她爱弟妹们，弟妹们也爱她，每天他们都用欢呼迎接自己的姐姐：“我们的运动员回来了!”她爽朗、乐观、发奋、刻苦。她的才能在击剑运动中得到发挥。习剑刚刚四个月，参加一次全国比赛，名列第二。三年之后，一些剑坛老将退出赛场后，她名列全国第一。自然，这个奇迹般的纪录也反映了我国剑坛当时青黄不接的状况…… 　　一九七七年，她参加奥地利比赛归来，教练员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小栾，你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为什么没能进入半决赛?” 　　这一年国内比赛频繁。集训、比赛、再集训。每一次都取得了成绩，每一次也暴露了问题。看清自己的弱点，才谈得上去克服它。她的打法单调，常搞一锤子买卖；她的爆发力差，一剑又打不“死”对方。这凭这两个子，怎能去和强悍而多变的外国选手对抗? 　　为了锻炼爆发力，她每天奔跑在紫金山麓。变速跑，加速跑，规定跑五圈，她跑八圈、十圈。脚踝扭伤了，她咬着牙跑了一个多月，由于疼痛，只能用脚外侧着地。这时，她才想起去医院打“封闭”。“封闭”了又跑，跑坏了又“封闭”……这种严酷的训练不见之于体育经典，后来却帮了她的大忙。要想突破现代世界体育的“禁区”，回避负伤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她奔跑着，默默忍受伤痛的折磨，在疼痛中获得顽强的意志。她奔跑着，清秀的脸颊流淌着小溪般的汗水。同伴们风趣地说：“瞧，她练得跟一条野牛似的!” 　　她的教练员庄杏娣和文国刚，都是十数年前我国剑坛的风云人物，如今正向新秀们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技艺。文教练指导她改进手上的动手，击打刺、交叉刺、转移刺、对抗刺，第一战术意图过渡到第二战术意图。每一个动作重复千遍万遍，学一招，用一招。不光和“女花”打，还和“男花”打，和重剑打，她恨不得打遍所有的对手。 　　一年中进步不小。她稳步地前进，稳步地上升。能打“顺风剑”，也能打“逆风剑”，从不大起大落。在风向莫测的国际比赛场合，很需要这样的“稳定”。可是，就在这次来马德里这前，小栾变得不稳定了。一次集训比赛当中，比分直线下跌，轻易输给了对手。集训队批评了她，她惊愕、迷惘、内疚，眼睛哭得红红的，又瞪着红肿的眼睛走上击剑台，把对手打下去。她汲取了自己认为应该汲取的教训，重又保持了“稳定”。一个风纪严明的运动队，就像一坐熔炉。她的剑就是在这座熔炉中，锻造再锻造，在这次预赛中初露锋芒。这把剑，现在就放在她的身旁…… 　　……决赛前的小栾，睡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地板上，觉得有点儿发凉。她揉了揉眼睛，一骨碌坐起来了。 　　“喂，睡着了吗?”坐在她身旁的翻译同志问道。 　　“还做了个梦呢……”她说。 　　“梦见什么啦?” 　　她笑着说：“一闭眼就梦见我在打比赛，一打就是我赢!” 　　翻译也笑了：“真的，白天你赢了好几场了。” 　　她说：“还没赢够呢。来马德里之前，我想能进入半决赛就不错了。进入半决赛，又想挂上一个小六儿(第六名)。现在小六儿是稳拿了，我又在想……” 　　“你在想什么?” 　　“我想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 　　翻译高兴得跳起来：“太好了，这回就看你的啦!” 　　小栾急忙拉住她：“别嚷。这件事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了。” 　　激战前运动员的心里仿佛奏起一支奇妙的乐曲，每个人有各自特殊的音色。此刻回荡在她心中的，既有轻松舒展的基调，又有激越高亢的旋律，摆脱了个人胜负的羁绊，喷薄着为国争光的巨大热忱。每当运动员的心里响起这样的和弦，就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 　　晚上七点钟，决赛开始。大厅里的观众比白天骤然增多。记者们的摄影机、录像机纷纷对准击剑台。按抽签决定比赛的排列顺序，栾菊杰将和苏联的扎加列娃对阵。这时双方都是一场关键性的比赛，看台上的气氛上升到白热化。 　　栾菊杰穿一套紧身的白色击剑服，套一件金属丝编织的背心，携盔持剑，登上赛台，在大厅中乳白色的灯光辉映下，一身洁白。 　　裁判员发出“预备”的口令。 　　击剑运动要求双方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按照限定的姿势进行搏斗。进攻、防守、绝对速度、相对速度、脚下的腾挪闪躲，手上的千变万幻，全都凝集在一个目标，把剑刺向对方的有效部位。铺设在场地上的彩色指示灯和音响器，将反映出击搏的各种效果。女子花剑每场打六分钟，首先命中对方五剑的为胜利者。这不光是技术和体力的搏斗，首先是意志品质的搏斗。挥舞在运动员手中的那把剑，不停地解剖着对手的性格，也向对手描绘着自己的性格。荟萃于运动员身上的思想风貌，积年累月的训练成果，刹那间就能撞击出火花。 　　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号。小栾轻捷地跃进几步，挥出剑去，在对手面前晃了几晃，对方举剑相迎。这是一种互相挑引的动作，两道剑光翩翻缠绕，仿佛在空中划着问号，都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小栾越逼越近，对方一直退到“警戒线”上，出现了短促的相峙。小栾奋臂挥剑 ，“啪”地一声，把对方的剑向外一击，剑尖威胁着对方的胸部。对方本能地把剑向内拨去，做出防守动作，这正是小栾所预料的。她立即转入第二战术意图，趁对方头一个动作还没完成，一抖腕子，把剑抽了回来，那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扇面形，从内侧绕到外侧，指向对方暴露出来的空当。同时弓步上前，落剑直刺。这一连串娴熟细腻的剑法，伴随着力度、深度、精度，刹那间爆发出来，如灵蛇吐焰，银光一闪，正中对方腹部。 　　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彩灯霍然亮了! 　　看台上高声喝彩。大多数观众的倾向是鲜明外露的。苏联选手压倒剑坛的沉重感，人们早就盼着一手推开。此刻，来自遥远东方的一个年轻姑娘以高昂的气势和精湛的剑法，在决赛中首开纪录，唤起人们新鲜的振奋，喝彩声像潮水般地从看台底端向顶端翻卷…… 　　比赛重新开始以后，小栾继续争取主动，越过中线，挺剑前进。她透过面罩观察，对方那雪亮的护手盘在不停地翻转，两条腿在强悍地跳跃着，这表明对手也在伺机进攻。小栾毫不迟疑，冲开对方的门户一剑刺去。就在她抬腿举剑的瞬间，对方突然大喊一声，凶猛地扑了上来。双方几乎要迎头相撞了。小栾的左脚落地以后，对方的一只脚也踏下来，踩住她的脚面。对方的剑刺在她左臂上方的无郊部位。这一剑刺得太狠了，剑身像蛇一样地拱曲，又形成僵硬的直角，弹簧钢制成的剑身也承受不住这样剧烈的变形，发出刺耳的断裂声。折断的剑头约有二十厘米，飞迸出去，落在击剑台上。对方的半柄断剑依然在手，剑头失去了安全装置，而对方由于惯性作用，全身的重量还在向前运动。这时，小栾的左臂传来一阵电击般的感觉，待她收回自己的剑后，左臂已经麻木了，僵硬了…… 　　裁判台上同时亮起两只白色的指示灯，表明双方都刺在无效部位。 　　这“无效”的一剑比有效的一剑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小栾负伤了。她恰是左手握剑的，这只手几乎握不住剑柄了。她低头看看左臂，两层的确良咔叽的击剑服被刺穿四个洞。她试着抡了抡胳膊，觉得像铅一样的沉重。伤势显然不轻…… 　　刚才击刺的速度太快了，那是令人目眩的动作。坐在台下的我国领队和教练，坐得更远的各国观众，都没看清刚才的细节。唯有小栾知道自己的伤痛。这时，如果她要求下场检查伤势，脱下击剑服，袒露手臂，那副情景是目不忍睹的，我们已在前面忠实地描绘过。她肯定会得到人们深切的同情，还会立刻得到精心的救护。她完全有理由那样做。如果她那样做了，别人也会请她中止比赛，善意的或强制的，那是可以想见的结果。但是，参加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她一个，她肩负着祖国的荣誉，她看到眼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严酷的战斗。练兵千日，为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奋身搏击。她的心里重复着几句话：“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 　　多么纯真的思想!多么可爱的品格!这就是我们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站在欧洲的击剑台上，经过独立的判断，迸发出的心灵火花!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凝结着战士的情操，超越了击剑运动本身的含义。我们应该为有这样流光四射的年轻一代而骄傲! 　　扎加列娃换了一把剑走上来，比赛接着进行。 　　栾菊杰左手握不剑，冲上前去。一时间，她心轻万事如鸿毛，眼前只剩下一团白色的进攻目标。精力高度集中的人，是能够创造生理上的奇迹的。她的脑神经坚定地指挥着臂神经，心脏忠实地向血管里输送着血液，肌肉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技术水平表现得十分稳定。千百双眼睛睽视着她，居然看不出她有一丝受伤的样子。“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招一式都打得干脆利落。小栾遥遥领先，只差一个回合就可以结束战斗了。处于困境的对手变得活跃起来。忽而防守还击，忽而跳跃进攻。栾菊杰求胜心切，操之过急，在进攻中露出破绽，被对方连刺两剑，追成四比四。场上的气氛跌宕骤变…… 　　在快速的击剑比赛中，场上气氛的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运动员的心理。当一方运动员紧紧追上来的时候，这种趋势会产生一种惯性，继续处于高涨状态。如另一方的意志稍有松懈，就会滑向失败的深谷。小栾反而处在不利的地位了。击剑规则是不允许进行临场指导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对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和战术意识都是严峻的考验。坐在场外的中国青年击剑队的队员，一个个睁大眼睛，手里攥出一把冷汗。那些热情地为小栾呐喊助威的西班牙观众也沉寂了，全场雅雀无声…… 　　只见小栾站在击剑台上的一端，摘下头盔，从容地擦了擦被汗水濡湿的头发。 　　裁判员发出口令，双方运动员都像离弦之箭向前疾射。这是不容迟疑的一剑，双方都在用最简单的动作，发动最快速的攻击，以免贻误战机，这就使胜负变得捉摸不定。说时迟，那时快，两剑相擦而过，眼看就要同时刺中对方。让我们把镜头放慢些吧。小栾出剑之前叮嘱自己，面对凶狠的对手决不能有一丝手软，同时度划了自己的战术。她的身体勇猛前冲，尽可能拉开弓步的幅度。对方来剑向她逼近时，她的身躯迅速下沉，后腿几乎贴近台面，来剑从头上一飘而过。而她的剑、臂、肩拉成一条直线，剑锋飞驰向前，命中对方下腹。 　　欢腾的风暴从大厅的上空掠过。队友们闪着湿润的笑眼向小栾拥了上来。栾菊杰以五比四战胜了苏联选手扎加列娃。这是无言忍受伤痛取得的光辉战绩。五比四可以描绘场上的景象，怎能描绘姑娘深沉的内涵?!祖国呵，你的女儿用鲜血浇开胜利的特丹，为你赢得了决定性的一剑! 　　小栾刚坐下来，一个同伴发现了她击剑服上的穿孔，“呀，衣服都戳穿了，你受伤了吧……” 　　她忙把胳膊闪在一边：“没什么，划破了一点点……” 　　“脱下衣服看看吧。” 　　“不看，不看。” 　　“我去请医生来……” 　　“就不看，就不看，没时间了!” 　　眼前还有四场鏖战在等待她，下一场是对法国运动员拉特丽耶。她又携剑上场了。 　　栾菊杰勇挫扎加列娃之后，斗志正酣，对拿下这场比赛充满信心，栾菊杰抖动手中剑，刚要与拉特丽耶交锋，裁判台上忽然亮起白灯，蜂鸣器也响个不停。裁判员立刻下令停止比赛。小栾持剑的电路装置发生短路现象。 　　为了检查我方的器材故障，比赛中断了二十多分钟。 　　我国的击剑器材生产技术，和我国击剑运动项目一样年轻，目前生产技术还很落后。我们涌现出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一时还没有堪与媲美的击剑器材。欧洲运动员一般随身携带两把剑：一把常用，一把备用。常用的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我们的运动员却要准备七八把剑，因为这些剑时常出毛病，特别是电路装置，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因此，哪一把剑都不是自己熟悉顺手的。 　　裁判员验剑的时候，法国姑娘回到座位上养精蓄锐去了。小栾站在击剑台上，汗水从脸颊上滴滴答答地淌下来。裁判员和我方的语言又不通，听也听不明白。这时，看台上站起一个热情的西班牙姑娘，扬手向下一掷，一个小小的皮套落在击剑台上。这是洋溢着西班牙人民友好情谊的一掷，那个皮套正是小栾所需要的电路装置的附件。小栾的剑修复了，裁判员根据规则判罚她失去一分，原因是耽搁了比赛的时间。 　　小栾又何尝愿意耽误时间!她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是怎样度过的?别人想也难于想象。随着时间的拖延，她的伤势在恶化。左臂麻木的感觉消失了，一阵阵发热，又粘又湿，是因流血引起的，也是剧痛发作的前兆。她和法国姑娘还没交锋，就被判罚一分，她那炽热的胸腔就像压上一块严冰。“这一剑输得太窝囊!”她委屈地想…… 　　小栾以三比五输给拉特丽耶。 　　她接着和意大利的伐加罗尼对阵，裁判台上又频频亮起白灯。经过检查是小栾剑柄上的螺丝松动，再次被判失一分。这时，她的情绪下降到低点，而臂上的伤痛却发作到顶点。 　　小栾的动作失去常态，看台上一片嘈杂声。 　　“小栾!抬剑过高，抬剑过高!听见了没有?”几个中国女运动员焦急地站起来，大声呼喊着。 　　她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手上的剑不听控制，左臂一阵阵痉挛似的疼痛。她竭力把剑压低，痉挛引起肌肉收缩，手臂又抬起来。我们的姑娘是倔犟的，不肯就此罢手。她咬紧牙，屈着臂，用尽浑身的力量，瞄准对方刺去。手臂伸出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 　　看台上传来一阵惋惜的叹息。 　　小栾以二比五又输一场。 　　当姑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委屈、懊恼、焦虑，一起在心中翻滚。她的喉咙蠕动着，晶亮的泪花在眼窝里转动，禁不住夺眶而出。她赶快拉过一条毛巾，悄悄把脸遮住。 　　教练员庄杏娣坐在她的身旁，领队李春祥也走过来。他们并不知道刚才小栾在场上动作失调是伤势发生作用，只当是因为器材故障罚掉的两分破坏了她的情绪。用什么安慰我们的姑娘呢? 　　激战临前，烦琐的解释会分散运动员的注意；稍加压力也将收到相反的结果。教练员最熟悉姑娘的脉搏，像地质队员熟悉埋在大地深处的矿藏。应该用最少的语言，敞开心的窗子，让流动在她身上的炽热熔岩宣泄也来! 　　“小栾!器材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别去想了。”教练员亲切地说：“想想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吧，还记得吗?” 　　小栾揩揩脸颊上的泪水，放下了毛巾。 　　记得，当然记得。一丝清爽的风，吹去心头的云翳，唤起明亮的回忆。呵，那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栾菊杰随中国青年击剑队离开北京的前夕，正是全国五届人大胜利闭幕的日子。英雄的首都到处是人的海、花的海、旗的海……即将出国比赛的小栾，像一滴幸福的水珠，被沸腾的海洋融化了。中国人民踏上锦锈的征程，向着四个现代化，向着二十一世纪!这一切，在小栾的心里激起多么美好的憧憬。体育也要现代化，“禁区”也要闯一闯。当时她激动地说：“这次去马德里，我决心打出好成绩，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来!”这是她说过的话，也是鼓舞她在预赛中勇闯三关的动力，难道现在能够动摇吗? 　　小奕站起来了，紧紧握住剑柄。耳边如闻声声战鼓催征；心中凛然溅起千尺飞瀑!一股豪迈的感情涌遍全身，左臂上的伤痛被这股奔腾的激流荡涤了，消融了。她扬眉挺剑，再次登上赛台。先以五比二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五比四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荣获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 　　马德里体育宫大厅里冉冉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从国际剑坛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她受伤后的两个多小时，鲜血浸透了雪白的衫，身体的左侧也溅下斑斑血点。队友们这时才发现她伤势严重，催促她把击剑服脱下来。 　　小栾受伤的消息传开了，各国运动员也围拢过来。 　　无数双眼睛——黝黑的、碧蓝的、金黄的，同时辐集到那只手臂上，各种语言发出同声惊叹! 　　科威特朋友向栾菊杰赠送一个银光闪闪的盘子：“把这个银盘赠给本届比赛中最勇敢杰出的人。” 　　法国记者发出消息：“栾菊杰博得了所有人的钦佩，不仅是由于她的技术全面，而且也是由于她的非凡勇气。”“毫无疑问，天赋灵巧和敏捷的中国人，对击剑运动是有才能的。” 　　本届比赛与上届相比，风景迥异。中国青年击剑队所到之处，各国朋友频频庆贺，声声慰问。我们赢得了应有的敬重，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友谊! 　　外国朋友在赞扬之中，时时带出“意外”这个词汇。 　　意外么?这是情理中的意外，还将出现更多这样的“意外”。一年呵，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祖国焕发了健壮的容颜。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毫光四射。作为体育战线一名普通战士的栾菊杰，她的剑脱鞘而出，凝聚着祖国的灿烂霞光! 　　霞光绚丽的祖国，张开温暖的臂膀，拥抱了胜利归来的英雄儿女。国家体委发出了体育战线学习栾菊杰的通知。姑娘的家乡江苏省和南京市给予她凯旋式的欢迎。 　　愿霞光永远在她青春的剑锋上闪耀! 　 飞 天 之 梦（上） 穆静[满族] 　　这是神奇的梦，绮丽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从海外归来，栖身于戈壁滩上，奋斗了大半生。神们法力无边，却保护不了自己。他是神的守护神! 　　这是一个痴情的梦，传奇的梦。这梦里，有幸福与欢乐，也有悲伤与坎坷。佛门尚少不了劫难，何况尘凡人生! 　　奇怪，不是稚童了，却梦见自己生出一双翅膀，在天空中飞翔、遨游，难道它预示着什么吗? 　　有趣!他把这梦讲给妻子芝秀听的时代，她咯咯笑了：“鸿，现在不是宙斯放逐普罗米修斯的时代，你生活在文明世界巴黎!” 　　“这梦可真奇特。记得小时代在后花园睡午觉，梦见过一只蝴蝶变成一个美丽的仙女，她……” 　　“她吻了你的双颊，对吗?”芝秀抱着小女儿沙娜，轻轻吻了他一下，“你不是要到卢浮宫临摹吗?快去快回来，晚上比尔太太还请我们吃饭呢!” 　　一九三五年平常的一天! 　　巴黎街道像往常一样热闹。电车、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大商店、酒家为了招徕顾客，红日曈曈之下仍然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新式时装、最新化妆品、香水、项链…… 　　年轻的画家无心欣赏这些。这两年，他接连有三幅画获金质奖章、两幅获银质奖章，已经在巴黎美术界颇有名气。徐悲鸿先生到巴黎时，曾经和他长谈，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鼓励他继续深造。当他提出准备在国内搞个画展时，徐先生立即愉快地应允为展览会写序言。 　　这几天，他正酝酿一幅新作。因此，时常出入卢浮宫等几家博物馆，想学一些新的手法。 　　他在卢浮宫观赏，研究，一忙就是一天。中午只嚼了几片面包，连香肠都没顾得上买。一直到闭馆了，看门人有礼貌地走过来说：“先生，欢迎您明天再来!”他这才从艺术的憧憬中醒来。 　　该回家了。应该给小女儿沙娜买件玩具，还应该告诉芝秀，今天收获实在不小，一幅新作已经打好了腹稿，肯定别有新意。 　　他边想边走，过塞纳河大桥，拐入一条僻静的街口，突然眼睛一亮，书店的橱窗里摆着一本中国画册。他被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从书架上找到画册。唔，怎么是《敦煌画集》?敦煌是什么?是一个画家的名字，还是地名?不是他无知，三十年代，敦煌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之中，连分省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它了。 　　天啊，原来敦煌是一个地名!那儿有那么多神庙、道观，顺着山岸开凿了上了千洞窟，洞窟里画满了古代的佛教壁画，雕了许多佛像。这些作品多么传神，多么纯熟。作者都是不见经传的匠人，可他们都有着非凡的才能啊! 　　他真想买下这本画集，可一摸，身上带的钱不够。真遗憾。要不然晚上可以在灯下和芝秀好好欣赏欣赏呢! 　　“先生，这都是拍成黑白照片印刷的。您还不如到奇美博物馆去看，那儿有许多从中国挖回来的壁画真品呢!”售货员告诉他。 　　第二天，他赶到奇美博物馆。 　　在这儿，他才弄清楚，是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办的展览，他不仅从敦煌偷窃了一些壁画片断和雕塑作品，还用照相机把几乎所有的洞窟都拍了下来! 　　可恨!可恼!他们竟然去自己的祖国盗宝，而且公然进行展览，好像干了一件什么光彩的勾当似的。 　　从此，他像着了魔一样，一连几天钻在博物馆里研究、鉴赏。他开始明白，熟煌艺术的真正价值，决不低于古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而且许多作品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可是，这些艺术明珠为什么任人盗窃而无人干涉呢?欧洲的名作像《掷铁饼者》、《荷矛的战士》、《犹大之吻》、《最后的晚餐》等等，都被珍藏起来，有专人保管，甚至由国家保险公司保险。为什么敦煌竟遭厄运呢? 　　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白天，他无心作画。“郭煌”两个字牢牢地钉入他的脑海，镌刻在他的心上了。 　　终于，有一天，他向妻子说：“芝秀，我想我们回国去，到敦煌研究和保管那些国之瑰宝……” 　　“什么?”她顿时脸都气白了，“你，你疯了还是傻了?啊!你这不断送了艺术之路了吗?和那些泥胎木雕混一辈子，有什么出息?不许你提第二次，不许，就不许!” 　　然而，常书鸿却铁了心。 　　他继续做着飞天之梦，自己成了敦煌壁画上的飞天神人，捉祥云舞长绸，泳银河弄清波…… 　　敦煌，你这祖国西北的古城，为什么会留下如此众多的艺术财富?你在历史上起过怎样的作用?为什么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你有多少谜等待人们揭开啊! 　　敦煌，我回去!尽管祖国到处充斥贪官污吏，到处是尔虞我诈，但你——敦煌，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因为我是艺术的宝库啊! 　　他无心作画了，在屋里踱步，徘徊。 　　找冼星海谈谈?可惜他走了。否则，他一定会支持自己的。给徐悲鸿先生写信?他会赞同。不过，听说他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不怎么顺利。 　　唉，芝秀，芝秀，你怎么不理解我，不支持我呢?艺术家应该以艺术为生命啊，你怎么喜欢虚度光阴呢? 　　姑姑三十多岁时，与诸暨县一个乡下财主结了婚。不久，姑父提出，把自己与原配所生的女儿许配给常书鸿，亲上加亲。 　　奶奶先认可了，母亲也应允了。十九岁的常书鸿，高个儿，宽肩膀，一双大眼又黑又亮，长得英俊，结实。他正一面当美术教员，一面帮助都锦生先生建立都锦生杭州风景画丝织造厂，从未想到过婚事。猛然听母亲说给他找了个乡下姑娘，一个大字不识，便一口拒绝了。 　　一九二七年，二十三岁的常书鸿要飘洋过海，去法国留学了。他认为，远走高飞，这一下可逃脱了这桩不遂心的婚事。不料，奶奶更有主意，发下话来：“告诉鸿儿，不结婚，休想出洋!” 　　于是，他不情愿地披红挂花，拜天拜地，又被推进洞房。 　　新婚之夜，常书鸿说：“我不能讨个不识字的老婆。” 　　常书鸿看到一双泪光闪闪的大眼。 　　到法国后，他很少想起她。可是，他很快惊异地发现，她的来信，那歪歪扭扭的字，很快变得整齐、排列有序了，一年后，该用“娟秀”、“娴熟”来形容了。 　　一九二九年，芝秀一个人坐远洋邮船，到了法国。他发现，村姑变成了杭州小姐，更妩媚秀丽了。 　　“呀，马赛比咱杭州还漂亮呢?”她说，“那巴黎，比上海还美吧?” 　　常书鸿笑了。开始喜欢她了。不久，对她便言听计从了。 　　起初，她和常书鸿一起，在马赛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一个学油画，一个学雕塑。毕业后，他画画，她雕刻。真是珠联璧合。 　　但他不久便发现，她爱虚荣，喜欢打扮，乐于招摇过市，引起人们的青睐与注目。尤其常书鸿出名之后，表现尤甚。杭州小姐变成了巴黎少妇，出入交际场所，应付自如。被冷落了的，不止是常书鸿，还有她的雕塑专业。 　　“芝秀，这样下去不行，你把艺术荒废了怎么办?”常书鸿无数次地提醒她。 　　“你放心，我呀，要雕一个中国式的大卫。” 　　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流过。那“大卫”仍然是一块石膏模，头颅上只出现了一个鼻子。 　　常书鸿伤心了。他无法想象，一个被三从四德熏陶出来的村姑，这么快就适应了巴黎的一切。 　　好吧，那么回国，去敦煌。芝秀，千年的艺术明珠，会引起你的创作冲动，祖国会使你成为一个出众的雕塑家。 　　“回国?守破庙，看着那几张破壁画?哼，亏你想得出，不行!告诉你，咱们得上美国!美国!” 　　简直像被她不幸而言中了一样，回国来处处遭冷遇。“敦煌”?没听说过这个地名，是不是在印度? 　　一九三六年初夏，常书鸿乘坐国际列车，独自回国了。 　　在北平，他应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聘，但任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这时，徐悲鸿先生已经去南方了。 　　这所艺专，无论房舍或设施，都无法和里昂美专相比。一切显得陈旧、破烂，好像随时准备关闭或搬走似的。 　　有人不解地问：“常先生，您在巴黎过得舒舒服服，干嘛要回来?” 　　他说，他要去敦煌，去保护和研究那里的壁画、雕塑。 　　“敦煌?敦煌在哪儿?” 　　“在印度吧?不，在缅甸。”一个人说。 　　芝秀来了几封信，询问他去敦煌的问题，又说，如果事情不成，应该赶快回巴黎。别因为固执而荒废了绘画。还写道，他的老师、新现实派大师芬朗斯的夫人问他好，希望他不要丢掉了老师的风格和特点，“以慰老师在天之灵”。 　　巴黎那边，芝秀扯了一根无形的绳索，每时每刻都想把常书鸿拉回去。 　　南京国民党政府文化部，却没心思管什么敦煌不敦煌，对常书鸿的来涵概不回复。 　　他写信给徐悲鸿先生，倾吐心中的苦衷。徐先生说，南京方面聚赌、逛窑子的钱花不完，但给美术界办点事，恐怕一分钱也拿不出。劝他不要性急，宜从长计议。 　　梁思成先生是建筑学家，对中国古建筑尤为精晓。在敦煌千佛洞，他研究了洞窟的建筑艺术，更从壁画上了解了北魏、西汉、唐代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北平，他知道常书鸿要去敦煌，便极力赞同。“书鸿先生，敦煌艺术实在需要有专人加意保护”，他说，“那是了不起的艺术明珠啊。请放心，我一有机会就会替你说话!” 　　夏鼐这位考古专家。也积极支持常书鸿，并介绍有关的考古知识。这使常书鸿眼界大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强盗挑起了芦沟桥事件，接着大举向中国进攻。北平的政府机关、学校奉命撤退。北平艺专被指定搬到牯岭。不久，又辗转迁到重庆。 　　芝秀看丈夫不肯回巴黎，只得不情愿地回到杭州。 　　以后，为躲避日本鬼子。她又风尘仆仆赶到了重庆。这时常书鸿已经离开艺专，在教育部艺术委员会暂时栖身。 　　已经是一九四二年，去敦煌的日期仍旧茫茫然。 　　这时，外国商人勾引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把洛阳著名的石刻《皇后礼佛图》敲成数块，偷运出国，引起国内朝野大哗。许多人士纷纷在报纸上著文，呼吁国民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物。保护敦煌艺术的呼声也高了起来。 　　徐悲鸿、梁思成、夏鼐等人，提出了要求! 　　常书鸿再次上书进行敦促! 　　张大千在敦煌通电表示赞同! 　　这强大的呼声，引起了国民党元老于佑作先生的重视!他拍案而起，提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而且在梁思成等人努力下，于先生吁请常书鸿教授出任领导人! 　　常书鸿回国六年多了，几乎天天做着飞天之梦，却一直沓如黄鹤，难随心愿。今天，梦幻成现实，他欣喜若狂，急忙回家告诉芝秀。开门一看，愣住了! 　　芝秀正满眼泪水，一边抽噎一边整理衣物。 　　“芝秀——” 　　“你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她揩揩泪水，硬噎着说：“说个迷信话，也许你和敦煌有什么不解之缘。我劝了，吵了，闹了，都没用!你是非去不可。亲人出远门，要图个顺当、吉利。你去吧，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衣服，鞋子，这是……，那儿太冷了，该买一身皮……衣服!” 　　虽然不同意，却在为自己打点行装，没有吵架，也不再阻拦。芝秀，你的心眼好啊!他抚摸站她的肩头，充满怜爱地说：“芝秀，你会理解我的，我们干的事情，有发展前途。印度的石窟——” 　　“你别说了!”她从丈夫怀里挣脱出来，“你先去吧。儿子还太小，过一段我就去你那里。你一个人太孤独，我陪你，就是去死，我也陪你!” 　　临行前，芝秀为他做了七八个菜，斟上一杯葡萄酒，祝他一路顺风，而且告诉他，她很快就会去的。 　　她没哭 ，甚至时时笔着，然而那笑意中却含着愁苦、失意，还含着点别的什么。 　　到底那笑意中含着什么呢?她难道就不矛盾吗?她心中的苦恼更多，更多! 　　“女孩儿家，生到世上来，还不是图个吃穿，欢乐一世!” 　　这是她父亲对她讲的。起初，她听不懂，对不对，也没仔细回味过。 　　过了门，她才知道，人家瞧不上自己。为啥呢?亏就亏在不识字。她不信那字就那么难学难认。常书鸿飘洋过海之后，她寂寞，苦闷，生怕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她咬紧牙，下狠劲地学。一年光景，写信、念报，样样都行了。而且她也开了眼，学着城市姑娘那样穿着打扮，行动坐卧。邻居们都说，常家的媳妇出落成另一个人了。 　　在法国，她起初也下决心学成一门专业。但是，物质上的引诱，很快使她发生了变化。她要像巴黎贵夫人那样穿时髦的衣服，带金项链，戒指上有放着毫光的钻石，用高级香水，以车代步，出入于上流社会。而现在…… 　　芝秀在重庆忧愁怨艾，怪常书鸿破坏了她一个又一个美梦，然而她却不知道，常书鸿敦煌之行遭受到怎样的苦难。 　　到兰州，他到处招募工作人员，仍然应者寥寥。奔跑了两个多月，才找到四个人。春节一过，他们便急匆匆地向敦煌进发。出发前，他给家里寄出一封信。 　　不料，兰州一信后，常书鸿一下又断了来信，好像人沉到地底下去了似的，音讯皆无。 　　一直过了两个月，重庆的杏花凋谢，桃花盛开的时候，张大千风尘仆仆归来了，才带来常书鸿的确实消息。 　　原来，从兰州出发时，甘肃省政府为常书鸿他们安排了一部车，这是部“老爷车”，走一走，停一停，比人走得还慢，有时出了大故障就更糟，三四天也爬不出一步!常书鸿他们坐在车箱里，无任何遮盖，在二月的寒天，风吹雪打，沙石扑面。有时“老爷车”坏在戈壁滩上，前不着村，后不见店，滴水成冰的寒夜，简直把人冻得透心惊。更可怖的是，时时有狼群在附近瞪着绿莹莹的眼睛，长声嗥声，一时间让人觉得这戈壁简直就是鬼域的世界! 　　这可憎的汽车，整整跑了一个月，才到安西，从安西至敦煌，没公路，他们又骑了三天骆驼，勉强到了千佛洞! 　　西天之行，真难啊! 　　张大千一边介绍，芝秀一边淌泪。听完了，她的眼泡也肿了。 　　“这一路，跟你说”，张大千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够写一部新《西游记》了。” 　　“大千先生，那，您怎么不留下来和书鸿一起多干些日子?”芝秀问。 　　“我?”张大千一拍大腿，“我回来的时候，书鸿为我饯行，我跟他碰杯说：‘老弟，你留下，我走了，我这是短期徒刑，你呀，坐无期徒刑吧!’哈哈哈!” 　　梁思成连忙扯了扯他的袖子。张大千这才觉得这话不该说。 　　其实常书鸿受的苦还多呢! 　　他们到千佛洞第一天，派人进城买粮，赶上商人抗议国民党军队抢东西举行罢市。一粒米未买回来。到了夜间，向道士借了几斤面粉，用盐水煮了几碗片汤喝。筷子，是折红柳枝代用的。 　　他们在破庙里存身，第一夜就接受了一番考验。半夜里起了大风。瞬时间，风怪和沙妖合伙，呜呜怪叫，沙妖用利爪抓着窗纸，一会儿打烂了几个洞，铜钱大的石子飞进来，砸在他们的被子上。第二天起床一看，被子上全是黄沙，人呢?几个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成了鬼脸，不禁哑然失笑。 　　头几天，常书鸿对洞窟逐一察看，了解庙宇和道士情况。说也稀奇，这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和尚都走了，倒成了道士的天下。 面对这一切，他轻轻叹了口气，事情好艰难啊!敦煌研究所，你从什么地方研究起呢? 　　她终于来了，开始了雕塑。然而那雕塑只完成了不到一半，她就抛弃了他! 　　她，撕碎了他的心! 　　一九四四年，芝秀带领两个孩子，从重庆到了兰州。常书鸿怀着喜悦，去兰州迎接妻子。 　　他身边太需要一个得力助手了! 　　“芝秀，你终于来了!”他亲昵地拉住她的手，“你不知道，太需要你这样一个雕刻家了!” 　　“这回你完全满意了，我们都跟你到敦煌去了”。她的话不冷不热，但依然笑着，声音也是甜甜的。 　　“芝秀，你不知道，这工作多有意义!”常书鸿恨不得把一切都倾倒出来，“它与研究宗教、历史、哲学、民族史、艺术史都有关系。现在，已经开始临摹壁画，重庆的朋友答应为我们举行一次展览。还有——” 　　“书鸿，你瞧你!”她微笑着嗔怪道，“一来就唠叨没完，让我们歇歇!” 　　他抱歉地笑了。是呀，她到那儿可以看到一切。他为妻子的进步高兴。 　　她在兰州转了两天，什么也不满意。也真是的，号称省会，到处是土街土房，连霓虹灯都看不见一两个。来往行人，穿的土气破烂，和杭州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到了千佛洞，她便紧抿着嘴，不大爱说话了。站在三危山、鸣沙山之间，向荒凉广袤的戈壁滩望了好久，好久。 　　常书鸿领她看了洞窟，讲佛雕、壁画。她看得仔细、认真。尤其站在唐代观音雕像前，她欣赏好一阵，说：“真了不起，神态、体形、衣着，雕得多好，身上的绸子充满了质感，好像风吹一下都会动起来似的。” 　　“是呀!”常书鸿表示赞同，“我还告诉你一个奇迹，在壁画上，有个人物和蒙娜丽沙一模一样，酷似出自同一人之手。” 　　“是吗?”她眼睛亮了，“莫非当时有人看过那部作品?” 　　“不知道，这是一个谜!”他回答。 　　但是，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折磨着她。她的情绪低落了。 　　她对道教发生了兴趣，吃了饭找道士谈话。从他们嘴里，她了解到了常书鸿来到这儿一年多的情况。 　　开辟草莱，平地创业，那是怎样困难的境况啊! 　　展现在常书鸿眼前的，是一幅破败的画面。千佛洞前小平原上的上寺、中寺、下寺，墙倒屋塌。到处是野草、黄沙。鸣沙山石壁上的几百个洞子，远远望去，一层又一层，像个蜂窝。近看，许多洞门坍塌，有的千古壁画裸露出外任风吹沙打；低处的洞子更灌满了沙子，有的已经堵得严严的；被风吹日晒的壁像，掉头断臂，十分可怜。 　　而且，在当时，人们并不把这艺术品看成国宝，而是当成顶礼膜拜的神物。时常有求佛许愿的人来烧香、上供。初春、初冬时节，前去挡金山淘金的人们，把洞子当成安身之所，在里面升火烧饭，拢火取暖，把一些壁画熏黑了，难于辨认。更有人在洞里大小便。 　　他们三月初到达，四月十八就要有庙会。千佛洞的艺术品又要遭一次难。常书鸿马上跑到敦煌县，找到县长，请他设法保护千佛洞。于是，县府和艺术研究所联合张贴布告，晓谕人们要爱护千佛洞的一切，不要在树上拴牲口，不要在洞内放鞭炮，不要烧纸，不要…… 　　这年——一九四三年，千佛洞在被人们遗忘许久之后，第一次得到了保护。众神有知，该感谢常书鸿的。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常书鸿知道，这研究所的第一个任务决非研究什么，而是要抢救，从风沙中，从人们的无知中，从迷信中抢救出这些艺术品! 　 飞天之梦（下） 穆静[满族] 　　他带领工作人员，爬上爬下，逐个勘察洞内情况，确定绘画年代，登记编号。那时，上下洞之间，有的只有简单石阶，有的什么也没有。上去一次十分危险。他们靠一张小梯子上上下下。有一次上到顶层洞，偏巧梯子倒了。他们被悬在半空洞中，无法下来。常书鸿刚爬几步，就怎的也站不稳了，脚下的沙粒沙沙响，眼看要跌下去。他急中生智，整个身子扑下去，两手抓住沙石，才制止下滑。好险，真的滑下去，非粉身碎骨不可!后来，道士们知道了，用绳子营救，他们才一个个下来。那一次，真把人吓惨了! 　　与此同时，他们着手抢救低矮处被沙子侵漫的洞子。开始，他们用小车一车车往外运沙。可是，一夜之间大风过后，又堵个严严的。常书鸿提议在洞门口垒墙。一两个可以，多了就不行了。一则取土困难(这儿沙子比土我啊!)，二则，劳力不够。不过别无他法，他们只好抢出一个是一个。有一个北魏时期的珍贵洞子，就是这样抢出来的! 　　道士讲得绘声绘色，芝秀却听得手里捏出汗来。 　　回到家里，她面对瓦盆，又发愁了。这叫什么日子呢?放弃了巴黎优裕生活，丢弃了重庆有吃有穿的日子，跑到这儿来吃粗粮，连菜也看不到。照照镜了，脸子粗糙了，头发失去了光泽，两只手，呀，摸在绸子衬衣上能挂断几根丝。她什么时候受过这份苦啊! 　　她坐在土炕边，眼里噙着泪。 　　常书鸿回来了。他是那么兴奋：“芝秀，告诉你，我们和县府联系好了，修一道长长的防沙墙，沙子就不会为害壁画了。” 　　“……”她没吱声。 　　“别愁!”他劝慰道，“芝秀，咱们拿出论文来，保护好千佛洞，这是对国家的贡献啊——” 　　“贡献，只怕你为国家，国家还不领你的情呢!”她说，“你跑到这儿来，重庆有几个说你好的，他们说你傻，是老憨，呆子，不家人骂你是熊!” 　　常书鸿沉默了。 　　这话不对，也有一定道理。自从来敦煌后，重庆国民党政府给了多少支持?办公费少得可怜，买颜料、纸就用完了，有些用项只好自己掏腰包。打报告要求拨修防沙墙的钱，至今无下文。 　　实际上，他哪里知道，国民党政府对这个什么敦煌艺术研究所没一点兴趣。当初成立研究所不过是应付应付舆论界。哪里晓得这位书生果真呆气十足，跑到敦煌大操大办起来，他们当然不愿意了，要钱修墙?希望追加经费?报告早锁进抽屉，无人理睬了。 　　芝秀总是一天天默默无语，懒得进洞子，雕塑工作也进展极慢。 　　常书鸿觉得心里不踏实，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终于，有那么一天，常书鸿中午回家推门一看，一双儿女哭成一团。女儿见他进来，猛地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哭喊着：“爸爸，妈妈，妈妈走——啦!” 　　常书鸿头“嗡”一声，浑身冰冷，好像血液骤然凝结，冻成了一个冰坨!他一下子跌坐在炕上，两眼发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应该把她追回来!自己不能没有妻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赶快，追她回来! 　　常书鸿找不到汽车，骑上一匹快马，向安西飞奔。快马儿，跑吧，快!一定要追上她! 　　在兰州一家旅馆里，终于找到了她! 　　“芝秀，回去，我求求你，芝秀!”他是在央求，不，哀求她啊。 　　“不!”她执拗地说，“我不回去，不，决不!除非你也走，我们上巴黎，去纽约，东京也可以!” 　　“天哪，你还在做着出国留洋的梦，难道敦煌那么多璀璨的宝贵文物，你竟然一点也不动心?你——” 　　“我想过了，书鸿”，她带几分感伤地说，“我们走不到一起，强拉强扯也没用。你的事业，你的追求，你的理想，我无法忍受。这罪我受够了，书鸿，你放我走吧!” 　　“芝秀，你还应该想想孩子啊，他们——” 　　“留给你了。舍不得孩子，我才跟你回国，去重庆，几年来像逃难似的，又跑到这鬼比人多、石头比草多的地方。我受够了，够了，够了!你让我走吧!” 　　常书鸿懂了，到分手的时候了。 　　临分手，她向东走去了，头也不回。好像解脱了什么重负。 　　芝秀，难道你就那么狠心?他一再回头张望，那身影，渐渐模糊，迷离，直到消失…… 　　常书鸿孤零零一个人向西奔去了。 　　马，你跑吧，向西，向西!哈哈哈!我一个人西去，跑到天边吧! 　　哈哈，山鹰，你围着我盘旋什么? 　　怎么啦?山，你怎么乱摇晃?为我难过吗?不用，我不难过，我在笑，哈哈! 　　怎么?为什么天旋地转?天向下栽，地向上升，变成了墙?! 　　…… 　　发烧呓语的常书鸿，一头跌在地上，昏死过去。马守在身旁，啃着钻地皮的小草。 　　过了多久?常书鸿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座泥屋里，眼前一个穿老羊皮袄的人正在看着他。 　　“醒了，醒了!”那人乐得胡子一抖一抖的，“可吓煞人了，一天过去你才醒，老弟，你是谁?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叫沈健初”，那人又说，“搞石油地质的，说是工程师，这不，穿放羊人的衣服，住土屋。美国人说这儿没希望，我就不信，老弟，这儿油多啊，开出来咱们国家就富了!” 　　后来他才知道，他昏死许久后，沈健初经过这里发现了他。 　　常书鸿流着泪向呛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唉，老弟，照我说，这样的女人，分开了也好”。沈工程师劝他说，“要不然，你的事业兴许会葬送在她的手里”。 　　住了两天，常书鸿退了烧，沈健初送他回千佛洞，又陪他两天，才回玉门油矿。 　　他痛苦地反复诘问自己：我错了吗?错了吗?为什么遭到这种不幸?!天啊，你好不公平啊! 　　接连几天，他独自一人，漫步在洞窟之中。都是因为你们啊!飞天的女神，横眉怒目的金刚，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花上的观音! 　　释迦牟尼，你躺在这石崖里，一睡几百年。我遭到如此变故，你为什么还不醒来? 　　大肚子的弥勒佛，你总是一付憨笑模样。莫非你也笑我傻，笑我痴吗? 　　长脚大仙，都说你一天能行走几千里。可你，为什么不去帮我找回她，却还站在壁画上看我笑话?难道你们都不同情我吗? 　　漫漫长夜里，风声呜咽，寒鸟悲鸣。他守在一双儿女身边，暗自长叹。沙娜在睡梦中眼里还挂着泪珠。儿子一醒来就哭着要妈妈。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真的不该回来，而去美国吗? 　　难道，这千年国宝，真的不该保护、研究，而任人偷窃，让它们破败一空吗? 　　到底是多画几幅画好，还是来做这件事对? 　　真的叫张大千的玩笑话言中，在这里坐一辈子“无期徒刑”? 　　他想得很远，很远。 　　当年，小学毕业后，自己要上美术专科学校。而父亲却要自己走“仕途经济”之路，逼着报考浙江省立甲种高等工业学校(今浙江工业大学)机电科。后来转入织造科。织造，究竟要染色，要设计布匹花样，和美术有关系，所以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留下来当美术教员。从此，奠定了从事美术工作的基础。 　　出国留洋，固然不易，获得成功，更是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可是，保护和抢救国宝难道不重要? 　　是的，有人也想来敦煌，可他们怕这里苦，没有来。我来了，不应该吗? 　　正在他苦思冥想，不能解脱的时候，路过的淘金人又强占洞窗烧火做饭，工作人员劝阻，却有人破口大骂起来。接连几天，来一批，说服一批，口都讲干了。 　　国民党的什么议员、省监，什么师长、团长，时常来“游览”，临走总想偷点什么。不法分子也在洞周围活动，企图盗走壁画珍品。 　　常书鸿冷静下来了。是呀，敦煌艺术不能丢下不管。这是千秋万代的大事，比得一百个金质奖章都重要千百倍! 　　不，我没错! 　　萨埵太子以身饲虎，他为了什么? 　　九色鹿善良助人，又为了什么? 　　 “啊，敦煌艺术，为了你，我要一生一世都不离开这里，为你，我决心献出一切，爱情、事业、生命，我都心甘情愿!”他站在九层楼下，轻轻地自言自语，表达了他最坚定的心愿。 　　当然，生活对他更严酷了。他要工作，要学习，要临摹、研究，还要照料两个孩子。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经过和敦煌县府商定，来了几百个民工，终于修起了防沙墙。今后，可恶的风沙再也不会侵漫洞窟了。经过宣传，过路的人们、烧香拜佛者，也懂得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四百多个洞子登记完毕，开凿年代、绘画时期，都做好了准确的考证。这么多精美的壁画，如果按两米的宽度排列起来，可以长达二十多公里!啊，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艺术长廊啊!敦煌艺术，是名符其实的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宫殿!不过，最难于完成的，就是对壁画进行注解了。 　　这些壁画，有宗教故事、古代传说、神话故事、民间故事。注解起来，有的容易，有的却十分费事。往往要翻许多经卷，考查许多历史书籍，才能确定下来。这么多的壁画，注解起来要多长时间哟!可以说，敦煌研究所成立的最初几年，主要是忙于抢救、整理，深一步的研究是排不上日程的。 　　妻子走了。重庆方面又来破坏。那年头，物价像长了翅膀，不，像断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可他们的工资，一拖欠就是几个月。工作人员只好靠借钱度日。等好不容易盼来了钱。物价翻了一番、两番，已经买不到多少东西了。办公费也迟迟不来。修防沙墙的钱，重庆方面似乎“忘”了。去信，发电报，一催再催，一个小钱也不寄。 　　有一次，长达八个月不寄办公费。想心办法催不来。因为这个，好几位工作人员伤心地哭了。有的走了，另寻别的出路。有的，看看还是出国好，到国外学习或找出路去了。 　　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惶敦煌。有一个妙龄少女在张大千介绍下，投奔到那儿去了，她…… 　　这个人叫李承仙。她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早年的一位重要人物。她的叔叔善于绘画，是张大千的老师。后来，张大千成了名家，仍不忘师父和师伯，照样往来，尊重若常，实际上，他们都是同龄人。李承仙诞生后，常在大千膝上玩耍。他也十分喜爱这和自己女儿一般大小的小师妹。小师妹读完中学要上美专，家中供不起。大千交给她一个折子，一直供她毕了业。她崇尚大千慷慨好义的为人，也喜欢他的绘画，所以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决意拜他为师。一天，她到大千家，诚心诚意地跪在地上，说：“大千老师，收我为徒吧!我一定好好跟您作画，学您那样的为人!”张大千吃惊非小，也连忙跪下，诚恳地说：“不可不可，师兄师妹，怎么能变成师徒!我是不会答应的!小师妹，我们可以在一起切磋画艺，你有所求，我必尽心相告!” 　　张大千从敦煌回来，讲过常书鸿。李承仙听了，没有更多的留意。芝秀出走，在重庆传开，张大千十分不快，一次喝酒时讲到此事，愤然批评芝秀。当时承仙在场，对常书鸿十分钦佩，深表同情。 　　一九四六年，常书鸿回重庆呼吁各界给予支持，同时在报纸上登广告招聘工作人员。他认为，这一次会招到几名比较理想的工作人员吧?殊不知，仍和上次遭遇差不多。 　　一天，门房传告，说有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女学生想见他。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李承仙!”她答。自然，大方，并不显得拘谨。 　　“我们那儿太苦了”。他说。他不愿意再要女的，天晓得重庆女孩子会在那儿怎样生活。一个芝秀，已经叫人受够了。 　　“搞艺术不能怕苦。战士在前线还有牺牲呢!”她说得自然，但铿锵有力。 　　这话，使常书鸿十分吃惊。看来，这个穿黑衣服的姑娘，不可等闲视之。 　　“你在哪儿工作?”他问。他有点想收下这个有志气的姑娘了。 　　“还在美专学习”。 　　“唔?”常书鸿犯难了，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毕了业，我欢迎你去。不过，现在你应该学习，学业重要”。 　　到一九四七年春天，张大千想第二次去敦煌。他拟以千佛洞为题材，画一组大画。李承仙也要去，并且说：“如果那儿确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就不回来了。”张大千同意领她去。他认为敦煌的绘画，对提高她的艺术水平会大有好处，同时也暗想：如果撮合他们缔结姻缘更是一件好事。 　　谁知事情多变。因故张大千不能去敦煌了。但李承仙求知心切，对大千说：“师哥，你不去我也要去，这么好的机会，我不能随便放过了。” 　　张大千看李承仙决心这么大，就把事情挑明，正式提媒了。 　　这下子把李承仙羞坏了。她忆起了上次的会见，记起了报纸上介绍常书鸿在敦煌的情况。她还想起了重庆有的人管他叫“熊”的旧事。“熊”，忠厚老实的象征。他倒是一个可以依托、可以信赖的人。 　　张大千给常书鸿写信，提出了这件事，又催李承仙赶快走。 　　于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到千里之外办理终身大事去了。 　　常书鸿开始以为张大千无异于拿他开玩笑。同时，他非常害怕再重演那痛苦的往事。便打定主意：到兰州，设法说服她回重庆，这样两下方便。 　　常书鸿把她估计错了。 　　“我不怕吃苦!”她听了常书鸿那近于恫吓的敦煌情况介绍之后说，“再说，一个人要想有个追求，达到理想的目的，就不能怕吃苦，你说对不对?” 　　谁能说不对呢? 　　他们谈得投机起来了。他讲，她听；她问，他答。这两个人，想的那么一致，追求那么相同。 　　他们在兰州结婚，然后一路上高高兴兴回到千佛洞去了。 　　常书鸿这个“和尚”还“俗”了! 　　得到爱情的人，在事业上也会变得更加聪明起来。经过几年的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突出了出来：敦煌艺术的兴起，是受了什么影响呢”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对东方的文艺复兴，又有什么推动? 　　他讲给年轻的妻子听时，她会心地笑了：“太好了，这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研究它，我支持你!” 　　一九四七年秋天，重庆国民党政府文化部发来一个盖着大印的文件：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 　　晴天霹雳! 　　常书鸿捏着文件，一阵眩昏，觉得自己陷入了天塌地陷之中，身子如纸片一样在混沌中向深渊飘落，飘落! 　　“怎么办?”李承仙头一次经受这种打击，眼前一片漆黑。 　　“唉，宣布吧!”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咱们，真的走?”她害怕了，那一纸文件，像一只白色的狼，撕咬着他! 　　“我不走，不走!”他含着泪说，“为了这，我什么都舍得，怎么能走?谁愿意走，都走吧，我不走!” 　　“……” 　　“你，回重庆，我，留下!” 　　“不， 我也留下!” 　　“可，今后没工资没经费——” 　　“要饭也不走!敦煌，这壁画，这雕塑，这九层楼，是咱——的——命——啊!”说完，她呜呜哭起来。 　　“好，不走，咱们一块继续干!” 　　他们抱在一起，泪也流在一起! 　　宣布重庆方面文件后，人们伤心、流泪。撤销，这是第几次了?反正不是第一次。 　　当常书鸿表示坚决不走时，好几位画家、工作人员表示：和所长在一起，不走!要饭也乐意! 　　与此同时，常书鸿再一次向重庆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设法敦促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音信皆无。一直到敦煌滴水成冰，常书鸿和他的助手们眼看着真要挨饿了，才盼来了恢复工作文件，那望眼欲穿的不断贬值的钱也到了。 　　敦煌虽然闭塞，却也能听到许多消息。他们开始关心起解放军胜利的步伐。这位不过问政治的艺术家，其实也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今在共产党和军队里担任要职的许多人——包括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当年都在马赛。他和他们有守接触，了解他们决心改变中国现状的宏图大志。只是他一心追求艺术，后来来往少了。他明白中国该翻个个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他早和李承仙商量好：敦煌这份国宝，一定要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国民党在忙于剿共的时候，没心思管什么敦煌，可是慌忙撤离大陆时，却千方百计想弄走点什么，连常书鸿也成了抢掳的猎物。可惜的是，千佛洞里的佛运不走，壁画搬下来也难于运到台湾。他们勒令常书鸿紧急筹备，要在南京搞一个敦煌艺术临摹作品展览。展览完毕，要常书鸿听候命令行动。怎么办?同一些朋友研究后，火速把展品转移到上海。不料，他到上海，暗哨盯到上海。天啊，“尾巴”不容易甩掉!已经是一九四八年年底了，曙光就在前头，我常书鸿决不作你们的殉葬品。他如坐针毡，心似火焚。 　　元旦就要到了，常书鸿音信全无。李承仙和敦煌的同事们焦急万分。正在大家心神不定的时候，常书鸿却骑着马回来了。 　　原来，他被盯得很紧的时候，什么地方也不敢去，生怕牵连了别人。一天深夜，他正焦急，突然想到了航空公司的一位朋友，靠他的帮忙，才离开上海。 　　枯木逢春，古树发芽! 　　常书鸿组织护宝队， 　　迎来解放军，古老的 　　敦煌艺术，终于回到 　　了人民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和国内外发表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敦煌千佛洞，常书鸿召集全所人员讲话，要保护好所有文物，迎接解放! 　　他们日夜轮流在山头放哨，巡逻。有一天传来警报：一支土菲部队正向千佛洞袭来。顿时，全体成员都紧张起来。山头、沟口、桥头，都布下了“兵员”，重要古籍文物已经秘密锁在山洞里。 　　常书鸿也武装起来，画家有了尚武精神。 　　幸好那土匪们到别处去了，大家受了一场虚惊。 　　夜里，李承仙在桌子上画飞天仙女，手有些发颤。 　　“怕吗?”常书鸿问。 　　“解放军怎么还不来?”她轻轻地说，“我着急了!” 　　“兴许快了。出头之日，总算到了”。他帮她调色，“芝秀她——” 　　“别怨恨她。书鸿，实际上她只是个软弱的人。听说现在在杭州生活得也挺糟。”她轻轻地勾勒飞天仙女的飘带。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她?唉!” 　　“她有她的想法和追求。不要因为她离开了你就说她不好。人各有自己的追求。有的殊途回归，有的沉沦下去。作为美术同人，我盼望她能奋斗出来，不要自暴自弃!”她说。 　　可惜的是，芝秀后来始终没能振作起来。凭她纯熟的雕塑技艺，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敦煌县解放，千古艺术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军代表感谢常书鸿夫妇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要求他们继续保护好敦煌艺术。 　　一九五一年，在北京举行全国最大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周总理接见他们夫妇，给了崇高的评价。周总理批出：过去没时间搞研究，今后要一面保护文物，一面加强研究。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接着，拨了巨款，为他们装发电机，盖房子。 　　又派来专家研究如何加固千佛洞。 　　常书鸿被选为人民代表，来北京开会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常书鸿被国内外公认为抢救、保护、研究敦煌文物的功臣!国外有人誉他为“敦煌艺术保护神”，中国的“瑰宝”。 　　方毅在常书鸿的八十寿辰纪念会上说得好：“现在，一提到敦煌，人们就会想到常书鸿先生，的确，他的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敦煌的飞天之梦，你终于达到了最美丽的境界! 国殇（一） 霍达[回族]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殒、栋梁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复始，国秦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殒……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十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十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十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六十九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六十九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容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五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一九八三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 　　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一百二十五个单位共十七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人，知名科技人材二百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两千一百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七人，主治医师四十八人，医师六十六人，医士十四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五十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一九八七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 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心心尽力地疼爱这个偏心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在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二十五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体，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粒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么?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一九七八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史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四月十二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四十九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 　　清晨七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发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征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五十三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牂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牂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的一九五二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牂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牂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著。 　　一九八三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八六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国 殇（二） 霍达[回族]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饥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看重那关系到十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垅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力，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和师母前往机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谢以铨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桔研究所，他作了《经济阈值》的学术报告，那精辟的理论和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阐述，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赞赏和真诚感激，而讲课酬金却分文不取。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同行们纷纷要求再增加几次讲课时间，而谢以铨却必须赶回去了，因为预定在十七日他要给农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虫性原理》课，这是决不能耽误的。所长说服大家：“谢老师这次是带着病来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负担了!”并且盛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老师，欢迎您再次来讲学，周教授年岁大了，下次我们单独邀请您，明年、后年都可以，由您定!并且请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们以接待周教授夫妇同样的规格接待你们。一言为定啊……” 　　十一月十五日，谢以铨陪着老师和师母飞抵北京。深夜，农大的小汽车载着他们回家，为了让老师和师母早些休息，谢以铨让司机直送周教授夫妇，他自己则中途下车，辗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回他那远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见，教授，师母!”“再见，以铨!”他们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别，相约在两三天以后见面…… 　　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三十一年的亲密合作，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告了结束!周教授抚尸痛哭。两个月前谢以铨兴致勃勃地为老师庆贺了八十大寿，而他自己却在五十三岁匆匆离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什么样的悲剧啊! 　　死者的妻子赶来了。在电话中她只听说以铨病了，一路猜测着也许是肾结石发作，也许是又便血了，唯独没想到丈夫会死。她走进空军医院的急诊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么了，可是，人们拦住了她，要和她“谈谈”。她看到农大领导和周教授夫妇那难以抑制的悲痛神情，护士长的职业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了。她刹时失去了往日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的冷静，瘫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呼喊：“老谢!你……怎么会死?怎么……能死?”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仆仆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睛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七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六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在发作时应应急。这些天来她一直悬着心呢! 　　“没犯”，他说，“我挺好的，你们看，还胖了点儿呢!” 　　妻子笑了。 　　小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谢以铨急不可待地打开行囊，一件一件地拿出他远行带来的礼物。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嫦娥奔月、玉佛，“这是你妈的，不要动!”他对女儿说；四双袜子，“这是给你们俩的!”他递给两个女儿；桔子和糖果，“这是给同事的!”……行囊掏空了，都是送给别人的，他的心里想着所有的亲人，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桂林这地方可太美了!”他对妻子说，“下次一定带你去，他们还邀请你呢!” 　　“好，我一定去!”妻子甜甜地答应他，“我呀，等到了年龄就退休，一天也不拖，以后你上哪儿我都陪着，这辈子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太少了!” 　　“是啊，”他说。他当然记得，自己几十年东跑西颠，难得和家人团聚，也从来没陪妻子出去好好玩儿过，甚至当初连结婚都因为他下乡工作而一拖再拖，是“插空”举行的婚礼。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了，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八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了。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烟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二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十九，一个十六，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劈柴，买媒，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二十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梁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五十三，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六点十五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冲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二十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舍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呵，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唏嘘。以铨，他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著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一九八二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再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著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劈山开路的板斧，却不料成了他的拦路石!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他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著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鉴定意见”一栏里一一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八三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八三年算起”呢?八七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桔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披纷、硕果累累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和玫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国 殇（三） 霍达[回族]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九百三十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征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入”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南朝鲜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国 殇（四） 霍达[回族] 　　这使我想到了我曾采访的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职称评议工作中，他有幸(不幸?)被推举为该院的评委。面对着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名单，论资历，论学术水平，论贡献，他觉得都不相上下，要他划掉哪一个，都像用刀子剜自己的心——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比例是定死的，名额是有限的，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深知，这些和他一样的人，非常看重“面子”；但他又痛苦地看到，这些人现在不得不撕破“面子”一个个来找他谈，向他申述种种理由。他怕见这些人，怕听这些话，因为他无法回答：无论许诺或是拒绝。他只好躲，把妻子儿女都打发到亲戚家去住，他一个人下了班就躲在家里，关紧门窗，佯装无人，谁都不见。八月的武汉，天热得像蒸笼，而他躲在密封的家中，却冷得发抖!外边的每下脚步声，他都怕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敢开灯，连大气也不敢出，那脚步声每一下都打在他的心上!他自己上楼下楼的时候，提心吊胆，蹑足屏息，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好像自己在去偷、去抢、去加害于人，他觉得二层楼梯比泰山十八盘还要难走!整个评议过程，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看来，这些有“权”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也够难的。职称评议工作是一桩“得罪人”的差事，很容易“激起民愤”，在农大如此，在北师大也是如此，几乎是“怨声载道”，许多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进行攀比，列举出诸多不平之事。其中有没有营私舞弊、徇情枉法、门户之见、打击报复?也许有，也许没有，既然议论纷纷，还是广开言路为好。而有意思的是，北师大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到会的多数都有“怨言”，而主持会议的党委副书记则由他们说、任他们骂，既不“说服教育”，也不“诱导安抚”，只是洗耳恭听，并且时时点头，深表同情。他无法批驳这些人，又无法帮助这些人，他那把交椅坐得多么艰难啊! 　　他们列举了一大串落榜者的名字，这个神经失常了，那个病倒了，都是因为职称。一人失意，全家不安。家人说：“咱不要职称，顾命吧!”可是，这些人想不开，他们把职称看得比命还重。“我不是要求别的，是要求工作的权利，职称是工作的通行证!”他们说。没有高级职称，他们无法充分发挥工作潜力，无权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无资格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们甚至无颜见自己过去的学生，学生们在外地已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要进京来向这些老“讲师”请教，难为情啊!全国形式逻辑学会的许多委员的职称都高于会长，让这位会长怎么工作呢? 　　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现实中的遗憾搅在一起，要梳理，要解决，是困难的，有的甚至难以弥补了。 　　地理系一位老讲师，侥幸提升为副教授，又侥幸被派往加拿大进修，应该说是幸而又幸了。但他出国一年后回来，这个保持了三十多年北京市八百米长跑纪录的男子汉却变得呆傻麻木了。有谁知道他“进修”的苦处呢?年过半百了，他的导师却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加之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国格、人格，使他心理上承受了过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如人吗?我们本来可以…… 　　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了师大之后说：你们总说你们的实力不够，其实我们日本在战后比你们困难得多。但是，我们当时首先建设的不是楼、堂、馆、所，而是学校。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在全民族蔚然成风。我们这次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豪华的宾馆和现代化建筑，也看到了许多重点学校的危险房屋…… 　　当然，他们所看的不止是北师大，所说的也不止是“危房”。据我所知，北京市的馆店宾馆目前已达三千九百家、四十三万床位，涉外饭店已达九十七家、二万四千床位，还有一百○二家在建或待建，到一九九○年涉外饭店将达二百家，有关方面估计将出现出租率下降、营业亏损现象。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已饱和而不得不提高分数线、加大淘汰率了，连学龄儿童入小学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那些“教书匠”们几代同堂的宿舍了! 　　…… 　　暮色苍茫，我带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几盘录音带走出北师大校门，那条南北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一刹间，我想起了心力交瘁的徐志英老师，并且瞥了一眼那条印着斑马纹的人行横道线，那是她丧生的地方……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如果哑巴会说话， 　　他们将为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北京。 　　开演的铃声响了，首都剧场里的灯光灭了，舞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了。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美国著名的“聋人剧团”来华首场公演哑剧《别了，福特老爷车》! 　　演员全是聋哑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凭表情、动作、手势。只动手，不动口——口也是动的，只是没有声音。 　　不，演员不全是聋哑人。你看，他们之中的一男一女，不仅投入剧情和大家一起表演，而且在担任现场同步配音，聋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口型，都由他们变换成流利的台词，传达给每一位观众。他们的译配默契传神，惟妙惟肖。 　　他们是谁?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没有人认识。那位中年男演员呢?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宏亮的嗓音，娴熟的表演……似曾相识。啊，有人认出来了，他们曾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曙光》、《街上流行红裙子》、《伽俐略传》、《高加索灰阑记》……中见过这个熟悉的形象，曾在《芙蓉镇》、《普通老百姓》等多部广播小说或译制片中听过这个熟悉的声音。他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振泰! 　　演出相当精彩，相当成功，征服了中国的聋哑人，也征服了普通观众。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台上的聋哑人簇拥着王振泰，热烈拥抱，打着手语向他表达衷心的感谢，美国聋人剧团的负责人祝贺他的巨大成功，他微笑着和他们亲切交谈，用英语、用手语…… 　　这个王振泰!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久前，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美国的聋人剧团来华演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剧团，演员全是聋哑人，使用特有的哑语演出，服务对象却不以聋哑人为限，面向全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他们帮助成立的聋人剧团，兴起了一项颇有特色、颇有影响的残疾人艺术事业。剧团团长兼艺术指导大卫?海斯先生却是一个既不聋也不哑的正常人，一位事业心极强的艺术家。他要把他的事业推向全世界，而在中国还是一项空白。他十分高兴地应邀率团来华演出，但为了使中国观众理解剧情，需要现场译配汉语。他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演员，希望中国能派一位男演员，这个人必须既懂表演，又通英语，最好还会哑语。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些，到哪儿去物色这样的全才?剧协遍寻不着，向青年艺术剧院求援。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王振泰! 　　于是，这位全才的艺术家脱颖而出，走马上任，时年四十七岁。 　　王振泰，一九三九年生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协会会员和北京朗诵协会会员。他的个人简历就是这些。另外，档案里还多一条：其兄有历史问题。这一条，现在不算什么了，当年却是个沉重的包袱，背了好多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演《青松岭》那样的戏是没有他的份儿的。“文革”前他也演过几部戏，但都是配角。他很难占据主角的位置。那时候，像吴雪、金山这样的名演员还年富力强，轮不到初出茅庐的王振泰。而且他的个子太高，一米八二，别人没法儿跟他配戏，他只能陪衬别人，《豹子湾战斗》里的“大个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当“特型演员”使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临时顶替梅熹在《文成公主》中演过一次唐太宗。如果他是个无能之辈，自甘沉沦，倒也罢了，偏偏此人才高、胆大、心野，他痴迷于话剧事业，他要在舞台上闪光!果然创造了奇迹，他以魔术般的演技掩盖了身材太高的“缺陷”，出色地扮演了《祝你健康》中的丁少纯，令吴雪院长赞不绝口；在《杜鹃山》的排练中他偷偷地默记了别人的台词和舞台调度，自告奋勇扮演与他本人气质相去甚远的温其久，活灵活现，使同事们拍案叫绝! 　　出色的才华使他的形象放出光彩，成功之路在他面前刚刚展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艺术青春在蓬勃时期突然中止。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去劳动改造，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打坯、垛墙，累死阎王”，四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收工后洗脸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够不到脖子。并不是艺术家不可以劳动，他们本身就是劳动者，他们的手可以创造出比“打坯、垛墙”更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但是那时候不需要这种财富。“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王振泰作为一名演员，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舞台之外度过的。而当他离开舞台的时候，似乎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世界，理解了人生。 　　“四人帮”肆虐十年，一朝覆灭，中国又有希望了，话剧艺术又有希望了。此时的青艺，老一辈的艺术家或已被迫害致死，或年事已高，王振泰这一批刚刚步入中年的演员挑起了大梁。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艺术家把国家的兴衰、事业的成败看得高于一切。尽管王振泰家有瘫痪在床的老岳母需要他伺候，不避风雨的陋室需要他蹬着三轮车拉砖运土亲自修理，他自己还有多种疾病，但是艺术的青春在召唤他，梦寐以求的舞台在召唤他，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事业，《山泉》、《伽俐略传》、《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翔》……都留下了他的形象，融入了他的心血。 　　人在逆境中觉得度日如年，顺境中又感叹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王振泰已经年过四十，他的舞台生涯还能有多久呢?眼看一批青年演员成长起来了，他们青出于蓝，雏凤声清，大有取代中年人的位置之势!十年前的苦恼又降临到王振泰的头上：一米八二的个子，过去和老演员不好配戏，现在和年轻演员也不好配戏，他必须再次退让当陪衬了! 　　王振泰没有沮丧，他为这些年轻人的幸运而高兴——没有像他那样贻误青春，他热情地为他们捧场，哪怕一个边边角角的小角色也演得熠熠生辉。王振泰没有哀叹，他在排练之余、舞台之外，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为剧院翻译剧本，青艺上演的布莱希特名剧《高加索灰阑记》，剧本就是他翻译、整理的，演出时，他还一个人穿插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他把余力投向广播、电视，用他那优美的声音为听众、观众服务，并且翻译了近五十部(集)的广播、电视剧本，他导演的广播剧《蓝色的彩桥》获首届乌金奖一等奖。广博的才华、创造性的劳动，使他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他的“舞台”大大扩展了。 　　他开始了自学外语，他说，话剧艺术是外来艺术，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戏剧表演理论，我们过去接触得太少了，现在要开放，要振兴中国的话剧艺术，就要把人家的理论翻译、介绍进来!他的胃口真不小，刚学ABC就想当翻译!“我必须得学成!”他说到了，也果然做到了，几年过后，他以惊人的毅力攻下了英语，具备了笔译、口译的能力。 　　难怪美国聋人剧团的朋友们那么赞赏他，这样的人才的确不可多得。不过，他的哑语却是现学的，学得那么快、那么好，这个人! 　　人选确定之后，海斯团长邀请王振泰赴美国参加半个月的排练，以保证演出质量。但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此行未获批准，王振泰只好根据美国寄来的剧本和演出录像带进行准备。他把剧本译成中文，并且根据录像带对口型，练配音。他家里没有录像机，骑着摩托车到处借。没有。四分之三的录像带只有电视台的机器才能放。幸亏他的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帮了他的大忙，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外国哑巴的表演。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不懂哑语的人，要弄懂那些奇奇怪怪的手势，译配成准确、生动的台词，该有多难!王振泰是个只知前进不肯后退的人，他为此竟然从头学起了哑语，拜聋哑学校的老师为师，像小学生一样，比比划划，“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 　　美国聋人剧团来了。团长认为还需要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排练，以便中国配音演员适应，哪想到，王振泰只用了一天就完全适应了，使演出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圆满成功，这里边，有王振泰事先在台下付出的多少汗水!在北京，在外地，聋人剧团的演出连续博得一片喝彩声。美国朋友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王振泰，这将是不可思议的! 　　演出结束后，美国朋友要回国了。海斯团长含着感激和景仰之情，郑重邀请王振泰去美国工作，他的聋人剧团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王振泰却礼貌地婉言谢绝：“不，我的事业在中国，正像您在事业在美国一样!”在外国人面前，王振泰不卑不亢，热情而不流俗，自爱而不傲慢，展示了轩辕子孙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格外尊重，这与某些见了洋人就骨头发软的“明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由于聋人剧团在中国的演出成功，海斯很受鼓舞，进一步表示，他有意帮助中国聋人组成一个剧团。这个想法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不谋而合。经过磋商，海斯三次来华，在北京和上海遴选了四个聋哑青年，这就是未来的中国聋人剧团的最初的“班底”了。海斯邀请他们于一九八七年六、七月间前往美国聋人剧团学习一个半月。对于这四名聋哑青年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走运”，他们激动不已，用哑语交流着狂喜的心情。但是，他们毕竟是聋哑人哪，连汉语都不会说，更不要说英语了，出国学习必定要碰到远远超过常人的困难。需要有一个人带队，这个人应该是戏剧行家，又精通汉语和英语。不用说，这个人选非王振泰莫属了，中美双方的想法再一次不谋而合。当然，也有人提出另外的人选，出国是“美差”，这个“团长”别人也想当。海斯坚持说：“如果你们要派一个外行来，那我宁愿取消一个名额!”他执意请王振泰带队，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只好如此了。王振泰本不想争这个“美差”，但是，美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使他盛情难却，他帮助海斯挑选的那四名聋哑青年也使他放心不下，考虑再三，他答应了。“君子一诺重千钧”，他知道，这在他的肩膀上落下了怎样的重量。但他却不知道，为这次美国之行他将要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 　　一九八七年四月决定了此事，六月五日就要启程。说不清由于什么原因，这百分之百的公事却好像成了王振泰个人的“私事”，在所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王振泰这位“团长”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五个人的护照、签证要他亲自跑，从上海来京的两名聋哑青年的食、宿要他想办法。他只好把上海聋哑青年安排住在私人家里，吃饭也是东家一顿、西家一顿，包括他王振泰自己的家。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四名聋哑人的制装费受到习难，出国零用钱也没地方给，王振泰四处求情，才获准由他们自己掏人民币，每人换了三十美元。签证也难，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直到六月四日，王振泰饿着肚子、骑着摩托跑了整整一天，才拿到了签证，他已经精疲力尽。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必须率领着四名聋哑青年起飞了。 　　飞机横跨太平洋，向东飞去。王振泰昏昏欲睡，他太累了。 　　途经日本，在机场停留的时候，四名聋哑青年口干舌燥，可是谁也不舍得拿出那点儿看家的美元买碗水喝。王振泰看在眼里，默默地拿出十个美元，买了五杯桔子水。“喝吧，我请客!”他用哑语亲切地对他们“说”。四个人拿起了杯子，眼中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胜过万语千言。 　　我国第一支聋哑人剧组，飞越重洋，飞渡蓝天，来到了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开始了为期五周的紧张学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来自好几个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学员基础最差，他们没有正式学过表演，又不懂英语，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他们甚至连“听”课都十分困难，因为美国的哑语和中国哑语也有所不同，也需要“翻译”。千难、万难，都要王振泰带头去攻破它。他和他们一起“听”课，然后把所学的内容译成汉语作为他们的讲义，并且用中国哑语对他们进行辅导，帮他们学会美国哑语，然后才能谈到学习表演。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昏厥过，心绞痛发作过，并且犯了痔病。学员们心疼他，把讲义藏起来，他“说”服他们：我不要紧，这是老毛病了。你们要好好学，出来这一次不容易，不能空着手回去!一个学员病了，他彻夜守护着；另一个学员病了，又是他通宵服侍，用哑语抚慰着这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青年，他深知难以表达自己心境的残疾人的特殊痛苦。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海斯先生，他们忍着，靠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和病魔抗争。美国朋友并不知道他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王振泰硬是带领着四个聋哑青年闯出了一条艰难的路，尽管他们的起点低，但在学习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中，中国聋哑青年得到了很高评价和普遍赞扬。海斯先生给中国戏剧家协会拍来电报：一切顺利!这使远在祖国的亲人，使天涯未归的游子，都感到莫大安慰，中国的残疾人没有给祖国丢脸! 　　该回国了。这五个星期，王振泰既是团长、领队，又是翻译、教师，甚至还是会计、服务员、护士，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奉献了出来。这五个星期，他们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没有来得及看一看风光旖旎的康涅狄格河和长岛海峡，没有来得及去逛一逛近在咫尺的纽约，直到回国前才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匆匆一览。他们也没有买任何“大件”。他们只想赶快回去，向祖国汇报，开展中国的聋哑人戏剧。为中国残疾人，为中国人民献上一朵崭新的艺术之花。 　　七月十三日，王振泰率领四名聋哑青年安全飞抵北京。他一进家门，就巴不得立即躺下来睡上几天几夜，实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但是，他又记起，那两名上海籍的聋哑青年还没有看过长城，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了。出国之前，没来得久，剧协答应过他们：等回国之后，带你们去登长城!现在，他们胜利归来，这个愿望该满足了。妻子说：“不能让别人带他们去吗?”王振泰说：“推给谁呢?我既然管了这事儿，就管到底吧!” 　　他还是硬撑着去了。八达岭长城那宽厚的石级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王振泰疲惫的身影。在他的身旁，两名上海聋哑青年兴奋地眺望着延绵万里的巨龙，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惊叹和自豪：啊，真伟大! 　　从长城回来，王振泰的腿都木了。 　　七月下旬，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妻子忧郁地看着他，劝他到医院去，该彻底治疗、彻底休息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吞服了几粒救心丹，又“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出国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写完，他还没有向领导汇报，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也许，等中国聋哑人剧团正式成立，他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承担，他仍然不能推卸。 　　天气奇热，久旱无雨。他的居室闷得像蒸笼，潮得像浴室。他挥汗如雨，一字一句地写下那难忘的美国之行，倾吐他对自己正在开创的中国聋哑人戏剧事业的挚情……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是原定的汇报日子。他的总结还没有写完。妻子替他打电话给剧协：“能不能推迟几天?下个星期一吧，八月三号，他说可以赶出来!”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呼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决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呼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刹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国 殇（五） 霍达[回族]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赞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入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地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抔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恨无悔。她只是哀叹：“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长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都生产直径七百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t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五百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一八八五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一八九一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一九○六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一九三六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意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型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高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印象，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要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一九七三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纸，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入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致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象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五十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四十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高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一九七八年，他得以从鞍钢调回北京，他仍然放不下多年的梦，离开了无缝钢管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几番辗转，他调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这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鼓励他把继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搞下去…… 　　他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是多种多样的。在理论上，国内有些同行不同意他的理论，认为他的这一套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日本专家则断言：对西德的曼内斯曼体系进行改进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一百多年来尚无先例。在实际应用上，他的构想也并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用。原因是：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缝钢管轧管设备都是曼内斯曼体系的，要淘汰、更新，牵扯面广，投资巨大，谁能拍板下这个决心呢?何况国际市场上也是这些设备，需要部分更新时只须进口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冒极大风险去为高建民尚未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理论去孤注一掷呢? 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坎坎坷坷的漫长征途上终于臻于成熟，并且根据这一理论，他完成了对“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无缝钢管斜轧轧机”和“大直径冷轧管材轧机”的设计，可以有理论、有实践地在世界范围内向曼内斯曼体系挑战了。他把自己的三项发明，同时向国内、国外申请了专利。当然，他没有钱，付不起高昂的专利申请费。国内部分，他只能掏出四百元，申请了两项，其余一项，由他所在单位花钱申请。国外部分，由一位热爱中国的美籍华人出资两万五千美元，向美国、西德和日本申请了专利。 　　一九八五年十月，高建民参加由国家科委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美术活动。十多天中，有十四个外国集团追着中国代表团团长，询问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对购买专利和技术合作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及至代表团回国，还一再写信业洽谈。看来，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要红起来、热起来了。 　　回国之后，高建民处于高度的兴奋和繁忙之中。但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右手写字有些吃力，心想也许是因为出国期间太累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他这个人是从来不生大病的，偶然伤风感冒也从不吃药，挺一挺就过去了。他现在要着手做的工作是：为国内外的专利准备答辩材料，以对付专利机构的“实质审查”，他必须把和他的理论有关的国际技术资料都搞到手，进行严格的核对、查证，有理有据地击败所有的“论敌”，准确无误地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严密、可行，并且无先例可循。只有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所申请的专利才可以被确认，他也才可以真正宣布自己的胜利——中国人的胜利! 　　现在，他正坐在灯前，摊开自己的三份《说明书》，逐字逐句地校阅，与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技术资料相对照。这项工作，犹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领在决战前夕推敲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部署，犹如一位体育教练在世界大赛的场外对他的运动员作临阵检阅和动员…… 　　高建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脑袋发胀，腹中恶心。他想也许是晚饭吃得太急了，消化不好，要闹肚子。刚刚离开桌椅，要去厕所，“哇”地一声，胃中的食物呕吐了出来! 　　妻子被惊动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谁知道!吐了就吐了吧，轻装上阵!可是我……我怎么吐完了还头晕?” 　　妻子说：“那你明天到医院看看吧!” 　　“明天?”我和领导约好了明天要商量工作。” 　　“不行，”妻子坚持说，“明天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 　　第二天，阴历二十九。一早，妻子就上班去了。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替丈夫请假。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却说：“你还请什么假?他已经到了!” 　　现在轮到妻子请假了。她没等到下班时间，就匆匆赶回家里，陪丈夫去了医院。 　　当天夜里，他又呕吐了。妻子想：明天还得想办法。哪里知道，第二天早晨高建民连穿衣服都不会了，踉踉跄跄地跌在藤椅上! 　　妻子慌了，敲开领导的门，请求帮助，叫急救车，这情形和前面讲过的王振泰颇为相似，他们本来也是很相似的人! 　　直送医院急诊室，马上输液!作“CT”(X射线断层扫描)检查后，马上冲出了片子，大夫说：“病人脑部患胶质瘤，需要做手术!” 　　这一出乎预料的诊断把妻子吓坏了，她虽然不懂医学，可是这“瘤”、“手术”之类的名词让她联想到一片恐怖的阴影!她害怕这手术，又盼着这手术…… 　　手术!手术!可是在这年头岁尾，医院里安排手术也有困难啊! 　　阴历腊月三十日，牛年的最后一天。科技交流中心的领导闻迅赶到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的高建民，不然，他的无缝钢管、国内外的专利…… 　　虎年的大年初一，钢铁学院的老院长也赶来了，他找到这所医院的院长——他过去的老战友，恳切相托：“高建民是我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 　　终于作出了决定。当天夜里，护士做了准备，给高建民剃了头。 　　手术于年初二上午进行。 　　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摆在病人的妻子面前。因为任何一位医生只能对于手术的必要性作出决断，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手术成功，一旦出现意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事先有个字据。 　　妻子的手在发抖，嘴也在发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同意做……手术……” 　　大夫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他的生命。但是，手术之后不排除留下偏瘫、失语等七项后遗症的可能性，请你仔细考虑之后再签字。你认为，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质量呢，还是生存期?” 　　妻子的脸色煞白，她已经意识到，丈夫现在确确实实处于生死关头。这个在几天之前还像牛一样拼命苦干的硬汉，说不定在手术台上就会结束生命，或者万幸在医生的手下得救，但留下的将是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废人!这么说，她的建民，和她结婚不到十年却有三年多分居的丈夫，她那不满九岁的儿子的父亲，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将不会很久!对于一个妻子，这是甚于一切的致命打击!但是，她又从大夫的话中朦朦胧胧地领会出另一层意思：经过大夫的努力，也有可能既保住建民的生命，也免除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大夫将还给他一个健康的建民，却只能再生存很短的时间! 　　她在极度的惊惶和痛苦中思索。她望望自己的丈夫。建民无声无息地躺在病床上，严重的病瘤压迫着他的神经中枢，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是，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妻子，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妻子知道：她的建民，丢不下爱妻幼子，更丢不下的是他辛苦创立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和目前尚停留在图纸阶段的无缝钢管三种新型轧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欲望的工程师，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变成轰然转动的机器和崭新的无缝钢管，他要亲眼看到这一新的创造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并且走向世界，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啊，CHIN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建民需要活着，需要继续他的事业，即使来日苦短，他也决不能就此停顿…… 　　妻子望着他，猜测着他的心思，含泪轻轻地问：“你是想要……生存质量?” 　 国 殇（六） 霍达[回族] 　　高建民感激地看着妻子，竭尽全力朝她点了点头。十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妻子太了解他了，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心声：在生存质量和生存期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跑步前进，做完我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能力而长命百岁! 　　妻子果断地答复大人：“要生存质量!”她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高建民被推进去，停在雪亮的无影灯下。 　　门关上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手术在紧张地进行。命运是高建民自己选择的，对他来说，这一抉择不仅是严峻的，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宁可活得短暂，但要活得高质量!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事业胜于生命，在生死关头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手术在进行，妻子等啊等啊，仿佛等了一年，等了一辈子。各种可能性她都想到了，但她对于自己代表丈夫作出的抉择却并不后悔。她等待着渺茫的希望，也等待着可怕的厄运，她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 　　手术终于结束了，而且成功了!建民活着，头脑清醒，神色安然，正向妻子微笑呢! 　　妻子向大夫感激涕零，又急着问：“大夫，那瘤……都切除了吗?” 　　“切除了三分之二，五点五乘六公分。”大夫回答。 　　“啊?为什么没有全部切除?”她感到意外，一想到那可怕的胶质瘤还残存在丈夫的头颅内，心中又蒙上了阴影。 　　“这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做的。如果全部切除，病人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失去记忆，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就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生存质量!” 　　“噢!”她说不上是欣慰还是惶恐，但她相信丈夫的病前减轻了，在危急关头，大夫挽救了他，给了他继续工作的条件——生存质量。但是生存期还有多少!大夫却没有说，也许难以估计，也许不便明说。她为前者庆幸，又为后者担忧。她试探地问大夫：“切除的部分有四分之三吧?” 　　“没有，只切除了三分之二”，大夫说，并且再次强调，“这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记忆力，保证生存质量!你不是这样要求的吗?” 　　“即使我们全部切除，这种肿瘤也有可能重新孳生的”，大夫又补充说，似乎在安慰她那遗憾心理，“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无言。她只能把丈夫的未来交付给命运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高建民就能说话了，谢天谢地，病魔没有让他失语!听见丈夫发出的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话语，她激动地哭了。建民没有失去记忆，他的头脑清楚，语言的逻辑正常，这说明，他还可以阐述他的理论，还可以工作!泪水滴在丈夫的枕边，滴在他那苍白的手臂上，她握着他的手，庆贺他赢得了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但是，丈夫的右手却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正如大夫所预言的那样，由于肿瘤的位置在左脑，他的右臂和身体的右半部出现了偏瘫症状! 　　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支撑着下地，锻炼右手和右半身的活动能力。他决不能瘫痪，决不能废掉自己的右手，读书写字几十年，右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更要靠它! 　　他胜利了，治疗和锻炼相配合，他一天天好起来。二十天以后，他出院了。不久，在他居住的那幢居民楼前，邻居们又看见了他那奔忙的身影，头上戴着帽子，帽沿下露出剃光以后新长出的一茬短发，面带笑容地对关心他的人们说：“我好了，没事儿了!” 　　他又在继续因病中断的工作，夜里伏案劳神，白天出外奔走，往来于国际信托服务公司、国家专利局和他的工作单位、家庭之间。国内专利审查的时间早已到期，由于他的住院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答辩，才能取得专利权，然后，还得对付国际专利的实质审查…… 　　我的读者!也许你会以为“专利权”的核心是“利”，是一大笔财产?其实，专利权首先是对科学技术创造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核心是“权”。专利机构对发明者不付任何报酬。相反，还要申请者付出相当数额的申请费，而只有当这项专利被使用厂家购买的时候，才由他们付出金钱。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花费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消耗了难以用金钱补偿的精力和体力，并且搞得他那个收入低微的小家庭常常捉襟见肘，却迄今没有一分钱的“利”可言。如果为了金钱、财产，他大可不必去那样奋斗了，因为在切除肿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告，他的生命也许不会很久了，即使物质财富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对他也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具有任何魅力了。使他在死神的威逼下仍不肯退缩的，是他的理论尚未能最终战胜“曼内斯曼”，如果他现在半途而废，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将会推迟，那是科学的悲哀、人类的不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由别的科学家来取代曼内斯曼，发明权也许就不属于中国人从而也就不属于C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文人，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了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唯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复发了，“CT”检查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珲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凶吉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郑重嘱托。但在这关键的时候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高健民的病情与上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复；但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复复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借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入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脊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作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建国之后，一九五六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出。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龄均在三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其中有五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三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道，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一九八三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五二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六十八岁。在二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四十至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二。四十至五十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五十至六十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四十至六十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五十九点二五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九点二九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别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八十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折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 　 刘三姐与黄婉秋（一） 何培嵩[壮族]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的荣辱，毁誉，离合，悲欢——总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刘三姐》联结在一起了。 　　——黄婉秋 　　一　在刀枪面前 　　动乱岁月。桂林。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苍穹明净，阳光灿烂。但风华正茂的黄婉秋的心里布满阴霾。近来她的心境常常如此。 　　桂林市歌舞团的两个宿舍。这天，她有事到另一个宿舍去串门。 　　两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尾随着找到了她。这两个青年，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都是一副辨不清春夏秋冬的脸。那气势甚是吓人。 　　她与他们素不相识。 　　“你就是黄婉秋吗?” 　　“嗯。” 　　“跟我们走!”高个子说。将枪托使劲朝地上一顿。 　　走?上哪儿?她无从知道，也无从问。桂林如今乱得很，早就分在了两派。黄婉秋由于一部《刘三姐》而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那派都无资格参加，那派都不要她。但那派都可以任意揪她，批斗她。她就像一堆像皮泥，任人搓捏，要她圆就圆，要她扁就扁。 　　真可谓：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了。 　　而今天，是全副武装的人来找，看这架势与平日的“口诛笔伐”大异，这使她隐隐想到了“死”字。最近，桂林随意枪击和“木决”人的事，常有所闻。 　　她抬脚准备走。 　　“去什么地方?”她忍不住问。 　　“想知道?” 　　“想!” 　　“好吧，”矮个子将半自动步枪上了膛，在她眼前来回晃了晃，“告诉你也无妨：染——织——厂——!” 　　他直勾勾相着黄婉秋，有意把声调拖得老长。 　　婉秋只觉一股寒气袭来，不禁浑身一震。染织厂门前有一条桥，是一些乐于“收拾”人的亡命之徒所偏爱的地方。他们把人弄死了，往桥下的一张水塘一推，谓之“水葬”。婉秋听团里一位朋友说，就在十多天前，在那桥上枪决了七个无辜，那惨状让人不忍卒看。 　　自己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她的脑标。看来，这是无疑的了。 　　文化革命前，她演过歌剧《江姐》，她正是饰江姐一角。江姐被叛徒甫志高出卖。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整衣照镜，梳理鬓发，而后从容就义。 　　这么一联想，婉秋忽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死，对于她，不是可怕的了。 　　她想学江姐，最后梳理一次头发。可是，找不到镜子，也找不到梳子。 　　她摘下手表，交给一位相熟的老太婆：“老人家，劳烦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让她多多保重……” 　　从七岁始，直至十三岁考入市桂剧团前，她都是姑妈抚养的。姑妈待她如同亲生女儿。 　　这块上海牌女装表，一百元买来的，玲珑小巧，走时很准，是婉秋的心爱之物。如今，她只能用它来送给姑妈，感谢老人的养育之恩。 　　做完这些，她随他们出去，神色自若。 　　走的正是去染织厂的方向。 　　他们急步走着。那二人一前一后，她居中。 　　阳光照在她身上，暖融融的。她留恋地四顾。怎么?树，这么绿；湖水，这么清；山，这么美……一切都比平时好看。 　　人生短暂，如同朝露。唯有这山，这水，才是永恒的。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湖边一棵树上，啁啾追逐。她看了它们好几眼。心想：它们真幸福! 　　这些感情，她过去从未有过。 　　她看到那条桥了。不远，估计距此不足五百公尺。 　　“站住!”前面那高个子喝道。他回身走到她跟前，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哼，漂亮——漂亮的脸壳有什么用，演坏戏，毒害人民!” 　　她坦然地回望对方的眼睛。莫非他们就在这儿动手?她侧目远处那条桥，仿佛闻见了那张泡沫斑驳的水塘里泛起的阵阵腐臭。 　　后面那矮个子走上来： 　　“你怕不怕死?只说一个字：怕。——我们立即放了你……” 　　他们看着她。 　　她沉默，昂然他顾。无言，有时是一种最高的轻蔑。少年时，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呀，怕不怕?”矮个子拖腔拉调地逼问。 　　她忽然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戏弄。 　　“不怕，就不怕!” 　　好硬!她竟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师训，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两个对视良久。 　　她面无惧色。真是一个硬姑娘! 　　两个青年又押她上路。 　　前头的高个子开导她： 　　“你这个人，演了那么多坏戏，还怕了个《刘三姐》，你说说，你知错没有?” 　　错?她的脸色泛紫，只觉得血直往脑门上蹿，数日来憋闷在心里的沉沉积怨，一下子像火山爆发了。 　　“我是演员，演员就要演戏。谁晓得演《刘三姐》会招惹来这么多的‘错’……今天我干脆把话说完了：我就是爱《刘三姐》，我不知道她究竟错在哪里，要是错，我也错到底!” 　　她“豁”出去了。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身上的刺。 　　一片死寂。气氛紧张，似一根绷如满月的弓弦，稍一用劲，就会戛然中断。 　　“砰!”后面的矮个放了一枪。 　　她感觉浑身血凝了…… 　　传来那矮个子的骂声：“妈的，便宜了这只麻雀!” 　　她回头去看。矮个子茫然仰视苍穹，枪口一楼青烟尚未散尽。大概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便信手来了个“对空射击”。 　　那二人对视，大笑，竟弃她扬长而去。远远地，这样的对话飘入她的耳鼓： 　　“这妹仔一点不怕死，真看不出……” 　　“等她那天怕死了，再来收拾她……” 　　她一个人孤零零站着，脸上储满痛苦和怅惘。她想不明白，是自己凛然不惧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还是他们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是他们玩世不恭的恶作剧?还是在百无聊赖之中寻求一种戏弄人的刺激?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 　　一个搞曲艺的年轻人，悄悄给她送来一碗鸡汤。他已听得人讲刚才那件险事，特地来安慰她。这位青年人平日里常来看她。 　　“吃，趁热快吃!”那青年催她。 　　她真的饿极了，大口地吃。 　　她竟把刚才的事抛到脑后。 　　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她却有点儿后怕了。要是那两人真的是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地给她一枪，就这么着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多冤枉，多不值得!她忽然觉得生命的宝贵。 　　夜里，一个相知的女友来看她，与她谈起日间的险遇，不免又是一番感慨。 　　女友说：“投错了我们这行，惹来这么多麻烦事，你后悔了吧?” 　　她淡淡笑说：“我不后悔，也不觉得投错行。我起码留下来一点让人们记取的东西。对《刘三姐》，对我这个人，现在是毁誉任由人。但我相信将来的定论会是公正的。” 　　到了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坐到灯下，翻出几张幸存下来的《刘三姐》剧照和电影照，泪水却似不断线的珠子，从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她在心里高声喊着：“刘三姐，刘三姐，你在哪里呀!” 　　她在回忆…… 　 刘三姐与黄婉秋（二） 何培嵩[壮族] 　　二　她是怎样当上刘三姐的 　　从小，她便与艺术结缘，年纪尚幼，她酷爱戏剧如命。一天，放晚学后，她“失踪”了，九点多还不见她回家。这是解放前的一天，人贩子多，而她才六岁。因此合家焦急，倾窠出动寻她。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在同学家“演戏”，扮公主玩。哪儿离家四里远。好大胆! 　　父亲脸色铁一般青，高高扬起鸡毛箪子。她“扑通”跪下，但不哭，只拿毫无惧意的眼睛望着鸡毛箪子。她下跪，是因为回家晚，让家里人担心，她错了；她不愿哭，因为觉得自己学戏没罪。 　　爸爸叹了口气，终于没有打她。 　　到了十三岁，她考取桂林市桂剧团学员班。全家都反对，认为艺伶强颜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着大人悄悄给在长春拖拉机学院念书的大哥写信；她知道，上了大学的哥哥在家里是说得话的。结果，哥哥果然支持她。她进了剧团。她胜利了。 　　外柔而内刚，正是她的秉性。 　　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党和人民的培养，使她的艺术技巧很快地成熟起来，受到艺术界各方面人士的注视。于是，一九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故事片《刘三姐》的时候，决定她成为该片主角的万幸之机便悄然来临了。 　　那天，制片厂为了给《刘三姐》正式开拍做准备，正在进行着试镜头的工作。忽然，有人喊黄婉秋的名字了。 　　“婉秋，你来演三姐。”苏里对她说。 　　“什么?我……”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是你!” 　　她看着导演，观颜察色。苏里的神情是严肃的，认真的，完全不像是开玩笑。坚定的目光中，有期待，也有信赖。 　　原定的“刘三姐”不是她，她怎能不诧异呢?一九六○年春，广西十几个剧种的《刘三姐》，云集南宁举行《刘三姐》汇演大会。恰逢长影要拍故事片《刘三姐》，决定主要演员由广西挑选。广西推荐的三姐有四位，都是汇演大会上刘三姐一角的佼佼者，又是几个剧团里的名旦。她们来长影试了一百多个镜头。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才决定另选的。 　　另选，苏里首先想到了黄婉秋。 　　她原先是桂林市《刘三姐》代表队的三姐，来长影饰舟妹。试镜头，顺利通过了。苏里认为，她聪明伶俐，天生丽质；而且，体形上小巧玲珑，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于质朴之中略带一点野气——这，正是刘三姐的形象，刘三姐的气质。 　　他没给婉秋时间作准备。时间实在太紧了，当时是六月底了，按计划十月前要将该片拍摄完，向国庆献礼。半年拍一个戏，谈何容易! 　　苏里把婉秋叫过来。 　　“你试演几段三姐的戏。先来‘绣绣球’这一场……” 　　他没给婉秋多讲戏。这是故意的。他要试试一个主角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 　　婉秋坚定地点头。 　　各种不同角度的、不同颜色的射灯，还有“突突”作响的摄影机，一齐对准了她。 　　众目睽睽!有人心里为她暗捏一把汗：她才十七岁，而且从未拍过电影，更不说这么重的角色了。 　　如今，她款款步出，轻坐床前，手执彩线绣绣球。一曲情歌随口而出：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一张粉脸，含羞答答；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她整个人沉浸在思念爱人的热恋的幸福之中。 　　“太棒了，她那双眼睛会说话!”有人大叫。 　　众人喝彩! 　　苏里窃喜。但导演在摄影棚里应当是严之又严的。他不露声色。 　　“好!你再来一节‘三姐骂财主’的戏。” 　　婉秋又点头。她走过一旁，定了定神。她在酝酿情绪。现在需要的是泼辣、倔强，而且还有几分山野女子的野气。这，与刚才“绣绣球”时的柔情万种，截然不同。反差太大了! 　　做导演的，就是要在大起大落之中，考核一个演员的适应力，粘着力和浸透力。这正是苏里的匠心独运之处。 　　她出场，怒目圆瞪，双眉横竖，小嘴紧抿成一条缝——和先前判若两人。 　　有人道出莫怀仁的台词：“刘三姐，我劝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心!” 　　三姐怒不可遏，厉声大骂，唱道： 　　 　　多谢了， 　　多谢你这好心人， 　　谢你拦路刀一把， 　　谢你捆人绳一根……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招招式式，极具分寸，简直把这个“歌仙”的诤诤硬骨演透了。 　　有人鼓掌。 　　苏里心里暗道：“好一个火爆爆的山顶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他甚至有点觉得，传说中的刘三姐，本该如此。 　　“婉秋，咱们是铁板钉钉——定了。你上“刘三姐”。过些日子，班子配齐，立即开拍!” 　　她一阵惊喜。“可是，这……姐姐和老师她们呢?她想到了原来的几位“刘三姐”。她不愿掠人之美。她从来不愿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甭担心!这，不关你的事……” 　　苏里心满意足，快步离去。旋即，又回来。 　　“婉秋，我问你个事：你没排练过，怎么把三姐演得这么活?” 　　“这……?我这是‘偷艺’——偷学来的……”她低头，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告诉老导演：以前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学打不如偷打精”，这是说要看学、巧学、活学，潜移默化。于是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苏里记起来了，在他们拍刘三姐的试镜头的时候，总看见她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看。长春城有多少使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别的没戏的演员都去蹓跶，可她几乎从来不去。 　　“啊，是这样!”老导演心头一阵热，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她。 　　就这样，她成了刘三姐。 　　而她对苏里，也常怀深深的感激。是他，将她从舞台带到水银灯下，给了她许多好的影响。 　　有一件事，她是不能忘记的。 　　阳朔。外景地。这一天酷热非常，有人送来一挑开水。 　　苏里跑过去接。不好!木桶底整个脱落，滚烫的水全泻到他的身上。从腰到脚，尽被烫伤。 　　他被送进医院。《刘三姐》也跟着“搁浅”了。 　　他心焦如焚! 　　黄婉秋去看他。 　　“你下面的戏，都准备好了吗?”他关切地问。 　　“嗯……” 　　“《刘三姐》是用诗写成的，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我们要拍好她。你演的三姐，我十分满意。你的戏路宽，可塑性强，你是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 　　“我还幼稚得很……” 　　“不不!朴实，不矮饰，正是你的可贵之处。以后，我要找一个戏——找一个好的、不亚于《刘三姐》的新戏，我们再好好合作……” 　　他说不下去了。他轻轻呻吟。仰卧着，痛；侧身，也痛；把双脚悬起来，还是痛。 　　这个人，在自己痛苦的时候，想的是事业，是别人。 　　她看着他变得削瘦苍白的脸庞，半白半黑的乱发，她的心颤动了： 　　“快别说了，看你，这么辛苦……” 　　“不要紧的。”他缓过气来，笑说，“我们搞这行的，茹苦含辛，不计日夜，但愿换得观众的几许笑声，一串泪水，片刻沉思，或数声叹息，我们也就得到了最大慰藉和鼓舞。” 　　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变得高大了。这是个全身心投入艺术的人。这个导过《钢铁战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脍炙人口影片的艺术家，在用现身说法给自己上课呢。 　　没过几天，苏里躺在担架上，到实景地指挥拍摄。他的腰部以下，全缠着纱布。他斜倚着，一脸倦容。唯独一双眼睛，依然那么深沉，那么富于神采…… 　　尔后，《刘三姐》公映，誉满海内外。港报有这样的赞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 　　而她，荣膺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演员奖第三名荣誉奖，从而一举成名。 　　这美好的一切，难道都只是一个蔷薇色的梦境吗?难道都如同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吗? 　　她的一颗心，如中箭矢，一阵阵剧痛。 　　她不愿意再多想了。 　 刘三姐与黄婉秋（三） 何培嵩[壮族] 　　三　十字路口 　　如果你从飞机上俯瞰桂林，你会发现，市区的主要街道是两条，呈狭长的“十”字形，横短而竖长。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街”。 　　“十字街”的交叉处，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路口”。 　　在十字路口公布一件什么事情——比如：颂扬某某人的伟绩，或揭某某人的短。不到片刻功夫，便会全城知晓。 　　有心计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 　　黄婉秋被“揭短”了。 　　她、以及好些在该“打倒”之列的人，装了好几卡车，从十字街的南端(火车南站)，开往十字街的北端(火车北站)；然后再转回头，停在十字路口。这叫做“游斗”。通常的说法是“让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中旬异常闷热的一天。 　　她被置于一辆解放牌汽车上，脚下垫了一张高椅——这是要让人们看清楚些。 　　屈辱，如同一只无形的利爪，一下又一下地撕扯她那颗破碎的心。 　　近段时间来，黄婉秋的境遇越发不好了。 　　她不能上舞台。 　　罚她扫街。每天天未亮，她拿着长长的竹扫帚，去扫那长长的马路。 　　罚她下厨。洗菜，做饭，铲煤渣。改造灵魂。 　　罚她洗涤戏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后台，等着演员们卸了装，换下来衣服。干净的，她一件件摺叠好；脏的，她和另一位女工第二天一件件洗，浆，晾，熨。 　　罚她挂“黑牌”。从出门挂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罚什么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欢劳动的。她本来就是贫寒出身。小时候，六兄妹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糊口。父亲是一家私营百货店里的挂写号，相当于现在的出纳员。收入极有限。平日里，总是素菜素汤。每个星期天，牛肉煮豆腐，便算是加菜了。直至长大了，婉秋还觉得这道菜，是相当美味的佳肴。她排行第四，又是个女孩，里里外外都帮着妈妈干。 　　所以，她爱干活。这种种“处罚”，并不使她特别地难受。她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上舞台的权利。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唱唱跳跳。 　　所有的这些惩罚，难道还不足以使她难堪、还不算触及灵魂，何以至于演变到今日的游街呢?她实在想不明白。呵，是不是因为那一件事?—— 　　文化系统批“走资派”。 　　文化局长郭文纲同志，竟在被批之列。 　　黄婉秋心里很同情他。她想，郭局长何错之有?竟要遭此厄运! 　　明天要开批判会了，群众组织派人来做她的工作。说她从前是郭一手培养的“黑苗苗”，应当挺身而出主动“划线”。 　　她反倒想起郭局长的许多好处来了。郭是南下干部，一向关心文艺和演员的成长，婉秋去拍电影是他全力支持的。他懂行，懂得演员的心…… 　　她照实说了她的看法，末了说：“我得讲事实。我不能昧良心去污人清白……假如你们一定要我‘批’他，除非你们不怕我在会上往他脸上贴金。我记得他总是教我好，鼓励我进步……” 　　来人愕然，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这个人好怪，自己尚且难以顾及，却还有心思去为别人开脱! 　　“你等着，有一天够得你瞧的!”来人悻悻然而去。 　　…… 　　那人的话果真应验了。今天，她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于当街处，真“够得她瞧的”。 　　她被挂牌，戴上一顶翎尾摇曳、镶珠嵌玉的演戏用的凤冠。用人拿一根草绳，边骂骂咧咧边捆绑她。那人用膝盖猛力一顶她的腰部，使劲勒绳，这是要尽量缚紧一些。这一顶，她听得腰际“卡”的一声，钻心般痛。 　　她知道不妙了：是不是腰骨断了? 　　又有人给她披上一块破麻布片。用桂林话来说，是“烂麻包”的暗喻。——这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伤人。她实在受不了。在歌舞团里，她的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是有目共睹，素为人们所称道的。她最恨别人凭空诬她这一点。平时怎么挨骂遭罪，怎么样的“莫须有”，她都能顶得住，照样能吃，照样能睡，也从来不哭。可现在她终于忍不住，抑声饮泣了。 　　她瞥一眼身后几个押车的、恶狠狠地待她的人。大多是认识的，有的还是过去相交甚笃的朋友。 　　痛楚，宛如利刃切割肌肉般的痛楚!她闭上眼睛，记起一句平时抄录在小本子上的话来了—— 　　“虚伪的朋友就像你的影子，当你处在明媚的阳光下时，它就紧紧跟着你，然而当你被黑暗或阴影包围着时，你就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此情此景，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有人取下那块麻布片。大概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 　　她侧头看那人，深情感激。心想：这个人有良心。 　　车子缓缓地开。喊口号，批斗。十字路口多好人!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车下，有人对她厉声斥骂；有人朝她指指戳戳；有人唏嘘叹息；有人悄然落泪。她看见好些围观的老人，在用手绢擦眼泪。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过去在路上见面，总拦住她，不停口地夸她的桂戏唱得好，《刘三姐》演得好。群众是理解她，同情她的。几缕温暖，一丝慰藉，掠过她的心头。 　　另一辆游斗车慢慢地对开过来。两车交错时，那车上的一个壮悍女子抡棒朝她照脸劈下。像是一根很粗的木棒。 　　这下完了!她紧紧闭了眼睛…… 　　没完! 　　棍子没落在她身上，仿佛被什么人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挡住了。她隐约听得一声轻而沉闷的低响——是硬器敲打肌肉的声音。她想象得出，是身后有人代她“吃”了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 　　那人、那好心人是谁呢?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他不怕担风险吗? 　　她真想回过头去看。 　　是夜。 　　腰好痛!稍一动弹，便似万针扎心。显然是扭伤了。然而，外伤是可愈的，心灵的伤却难忘。十字路口那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啊! 　　几个姑娘轻步进房，歉疚地宽慰她。 　　“婉秋，我们跟着批你，骂你，是装样子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你莫当真。你要想开些……” 　　她苦笑。 　　她们走了。 　　桌上有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每逢接到哥哥的信，那怕只是看到信封上那亲切的熟悉的笔迹，她就想哭。何况是今天! 　　她拆信。 　　这位已经在大学当讲师的哥哥，用隐晦的语言开导她：“……四妹，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难了。你说就因为拍了这部电影倒了霉，我看不尽然。有一位诗人这么说：‘善良的人往往不幸’。确实，现在不幸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人们的不幸常成为他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也有好处……” 　　她知道，哥哥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所以她很少向他谈自己的不幸。也许，哥哥是从母亲和姐姐们的信里得知她的近况的。 　　她终于难以自抑，放声哭了。泪水扑簌簌滴落信纸，字迹变得模糊了。 　　同房间的两个女伴诧异地看她，没吱声，也没过来劝她。她是“入另册”的，不能随便接近。 　　第二天，几个得势者来找她。 　　“你昨天哭了?” 　　“嗯……” 　　“为什么哭?对运动不满吗!想消极对抗吗!……” 　　她睁大迷惘的眼睛。她想说那封信。但她咬咬牙，终于没说。她鄙视他们这种人! 　　她推开窗户，遥望那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自己是不是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呢? 　 刘三姐与黄婉秋（四） 何培嵩[壮族] 　　四　“活下去!” 　　有人找她。 　　两个人。一概板着脸。是“××运动办”的。让她写批判《刘三姐》的文章。 　　“我不懂写。我的文化低。”她淡淡地说。态度不亢不卑。 　　自然，不懂写是假的。她虽然只念过高小，但平日讲话和台上做戏，她的口才是公认的。而她过去走红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饰演刘三姐的体会，以及“文革”开始以来写的许多检查交待，也都笔墨流畅，用词得当。这些，来人心里是清楚的。 　　“你再想想。首先注意你的态度。写不写是个立场问题……”话语冰冷，似寒气袭人的锋刃。这是威胁了。 　　“想想?”——还有什么好想的路?! 　　“文革”以来，对《刘三姐》，桂林乃至广西各地，都批过了。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无非是“不讲阶级斗争”，“唱歌唱不倒财主。之类。而她本人，由于拍了这部电影，便终日不得安宁。这真是“恨屋及乌”了。 　　“不是都批过了吗?” 　　“由你这个演过刘三姐的人来批《刘三姐》，才够意思，才有力量!”来人说得煞是认真。 　　“我真的不懂写。我很少写什么东西，不信……” 　　“好!你不肯写，我们派人替你写。” 　　她沉默。她知道他们会这么去做。 　　这种“捉刀”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他们干得很熟练了。 　　过了若干天。她果然在一份什么“战斗报”上，看到一篇批判刘三姐的文章，逾万字，洋洋大观，火药味甚浓。署的正是她的名字。 　　“可悲!”她差点没骂出声来。 　　她不肯屈就，总那么耿直。用一些好心人的话来说，是“迂”，不会“圆通”。 　　所以，她倒霉了。她明知道要倒霉，但就是不愿意违拗自己的良心。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节的大事。 　　“翘翘者”，易折。 　　以后，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现在，她胸前总要挂一块小木牌。自然，是被迫挂的。两尺见方。出门，就得挂起；睡觉，才能摘下。 　　有一回，她从姑妈家回歌舞团。路上，有人大声念着木牌上罗列的“罪名”，并且厉声吆喝道： 　　“你，黑三姐，给我站住——!” 　　她站住了。一动也不动。 　　一下子围上来好些人。也有同情她的，没哼事，在外围站着，用怜悯的目光看她。 　　那些人开始奚落她，顺带也攻讦《刘三姐》。 　　“说，你为什么去拍《刘三姐》，宣扬封资修的一套?” 　　“你为什么要用刘三姐的歌来瓦解革命人民的斗志?” 　　“说!说——!” 　　莫名其妙!这时候是“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讲不清。她知道，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她微低着头，眼睛木然地望着地面。 　　直至那些人数落够了，心满意足地吆一声：“得了，走你的吧!” 　　她就又往前走。 　　如今，她终于快要走到歌舞团大门口了。她轻轻吐了口长气——只要进大门，入房间，就可以得到片刻的自由了。 　　“看箭!” 　　不是箭。是数块柑皮、橘皮、烂马蹄，雨点般落在她的头上，身上。她侧脸去看：一群孩子，埋伏在榕树上，向她放“箭”。一个个脸有得意之色。 　　孩子懂什么?见她身挂“黑牌”，认定是坏人，还能不恨她，掷她?这不是叫做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吗? 　　她加快了脚步，快踏进大门口了! 　　可是，有石头飞来了。有的小，有的挺大。她警惕地后顾，敏捷地腾挪闪躲，把往时练功学艺的功夫拿出来了。 　　她疾跑回房。打骂，以及各种侮辱，使她陷入了极大的痛苦，顿觉万箭穿心。 　　良久，她定过神来。看见了台玻璃下鲁迅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过去，她觉得这话十分纲解，所以抄录下来，反复琢磨；不想到如今茅塞顿开了。是的，眼前一切都那么虚妄，甚至使人绝望；然而，完全绝望了吗?——自己才二十多岁，难道生命和艺术就到此为止?不，不，来日方长，自己的艺术道路只是暂时受挫遭堵!她的脑海里闪过一线希望的光亮：关键是要好好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够继续追索艺术呀! 　 刘三姐与黄婉秋（五） 何培嵩[壮族] 　　五　爱神，悄悄敲响她的门窗 　　爱情，这蹒跚而来的、在动乱岁月中出现的爱情，是甜蜜的?还是苦涩的? 　　小伙子是本歌舞团的，根正苗红，正当年华。 　　一回，婉秋偶然听人说：十字路口替她挡木棍的人，就是他。 　　她注意到，他的左手腕上，果然有一个微肿的疤痕。 　　她一直想找到这个人，表达自己的谢意。她觉得，在别人危难之中能挺身而出的人，是难能可贵的。 　　小伙子叫何有才。 　　她想起他的一些好处来了： 　　他给她送来治腰伤的药——他的父亲是世医。 　　她被隔离，外出不便。但她爱看书，凡与文艺沾点边的书刊，她都如获至宝地暗暗学习。虽身置囹圄，仍不忘艺术和事业。这使他很受感动。他千方百计给她找到并送来好多书。 　　他还为她递信，往家里通消息…… 　　而这一切，都是他秘密地做的。这要担风险。 　　这个人富于同情心。 　　她去谢他。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这都是应该做的，是力所能及的，是举手之劳。 　　她回想起小何刚刚考进歌舞团时说的一件事： 　　一九六○年的一天，《刘三姐》剧组在木龙渡口拍“对歌”这场戏。漓江两岸，万头攒动。拍电影是件希罕事，谁都想一睹为快。当时他才念高小，小不点儿的，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他觉得“刘三姐”了不起，所有的演员都了不起。他从此迷上了文艺，练唱，也练跳，一心想当演员……后来，如愿考入了歌舞团，接触到黄婉秋，发现她这么个有了相当名气的演员，平易近人，没半点架子，他对她更是倍加尊敬了…… 　　起初，她听了这些，并没介意，几乎也忘了。没想到，他是真诚地尊敬她，近些日子来耳闻、目睹和亲历的许多事，证明了这点。 　　她比他大好几岁。她视他如同弟弟。他敬她如同姐姐和老师。 　　友谊，就是这么开始的。 　　然而，爱，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到他们中间。像一颗种子，出土，吐芽，泛绿了。不论是他还是她。都料不到，也摆不脱。 　　存在着许多障碍；年龄的障碍色不是唯一的。多事之秋萌发的爱情也是命途多舛的——她有这么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有欢欣，也有痛苦。“剪不断，理还乱”，她失眠了。 　　那天，她去向管她的人(姑且称他为“管人”吧)，汇报思想。 　　将她的爱情经历，喜悦和烦恼，以及顾虑到的障碍，一古脑儿全都说了。心里有些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她总是如实向组织汇报的。她历来如此。 　　婉秋汇报完毕，发现他的脸上隐露一丝笑意。这是少有的。平常他不大轻易笑。所以，婉秋略略感到几分宽慰。 　　“好，好，很好哇。你可以回去了……”“管人”说。 　　“好。”——究竟是说她主动来汇报好?还是说她汇报的内容好?她看着地方矜持的、表情反差不大的脸庞。她有点捉摸不透，也没问。 　　是夜，还是往后的几夜，她都睡得比前一段安稳。 　　一日，她被叫去。 　　又是开批斗会。台下坐的都是青年人，是市里好几个文艺团体的共青团员，她都认得。“管人”也坐在那儿。 　　所要她交待物检查的；人们所罗列和上升到纲、线上剖析批判的，正是她向“管人”汇报过的东西。而且，人们的口径和“分寸感”是惊人的一致，显然是开过预备会，定过调的。 　　啊，这就是“好”! 　　怅惘和痛楚笼罩着她。她端坐着，双目茫然，仿佛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遭了刺伤。 　　过后，她听说，当天小何同时挨比。不过，是在另一个地点，由另一个小组进行。 　　事情没完。 　　大字报也来了，糊满歌舞团的四壁。 　　说的是—— 　　她和他都并非真心，是互相在戏弄感情； 　　一个是黑苗子，一个是红五类，不合适，不配； 　　运动中竟然谈恋爱，这是她不认真接受改造的表现，这是他划不清界限的表现…… 　　五花八门，林林总总。 　　这也是“好”! 　　她感觉好委屈。如果说自己有不对之处，可以个别帮助，和风细雨，晓之以理嘛。为何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袭击，公之于众，使她和他难堪，下不来台呢?不通，就是不通!她又开始失眠了。 　　“管人”来找她谈心，希望她能想通，不要消极对待。还谈了许许多多，末了又是那句话：“运动中谈恋爱是不妥当的……” 　　她周身发了一阵子冷。 　　怪哉!不是说：运动是不停顿的；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运动要一个接一个地搞下去吗?要是这个“运动禁爱论”成立的话，那么，过去、现在和以后都难得有人成家，乃至繁衍后代了…… 　　她真想这么说一说。但她始终没敢说。心里想想可以，公然顶嘴不好——影响不好呀! 　　有人来对她说：“管人”曾经把某文艺单位的某女演员介绍给另一个文艺单位的某政工干部。女演员不纳。“管人”开导地说：“人家前途远大得很哩，来日是棵大树也未可知哩……” 　　有这等事?她又感到意外了。可是这样的事情轮到她头上来了。 　　不久，军代表给她介绍一个军医。她不同意。 　　结果，也许是惩罚性的措施，小何被调离了歌舞团，到一个街道办的绒帽厂当修理工。那儿是市郊，离歌舞团很远。这是尽量要让他们少接触些。然而，空间上的距离拉远了，心能够拉远吗? 　　他反倒比从前更尊敬、更关心她了。她反倒觉得他比从前更真诚了。 　　一天，她在房里。 　　听得门外传来歌声： 　　 　　哎， 　　亏了亏哎， 　　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枝头站， 　　清早出窝夜不回…… 　　 　　歌声轻而细，如一茎游丝，隐隐飘入她的耳朵。那感情色彩，既有同情，也有告诫。在这种时候，唱《刘三姐》的歌是犯禁的啊。她开门去看，没人。 　　是偶然的?还是故意唱给她听的? 　　歌者的用意自然是另有所指：亏了——她黄婉秋这么老实地去汇报，吃了大亏了! 　　这用意，她听得出来。 　　细细一想，她倒不觉得亏。从九岁加入少先队，到十八岁加入共青团，她接受的都是要对组织忠诚的教育。她也总是这么去做的。以前她这么做，得到的是帮助、鼓舞、温暖和进步。如今她这么做，得到的却是这样结果。——这不是她的错。 　　诚实是做人应有的品德。诚实是爱情之果日趋成熟的保证。 　 刘三姐与黄婉秋（六） 何培嵩[壮族] 　　六　新婚之夜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婉秋和小何结合了。 　　“爱，是什么”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泰戈尔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可是，黄婉秋现在感觉自己的酒杯里，盛的像是渗了铅水的酒，喝下去，味是美的，心是沉的。 　　新婚之夜，她的心境竟是如此! 　　婚礼是在小何家里举行的。他的家在市效，座落在一个种蔬菜的生产大队里。她俩本想一切从简，没发喜帖，也尽量少通知什么人。可是，在农村，红事却是绝顶了不得的大事，加上迎娶的是上过电影的“刘三姐”，于是四乡的农民纷纷来庆贺。请的来，不请也自来。有的仅仅是为了看看她，一睹这位闻名遐迩的“歌仙”的风采。他俩在剧团里的艺友，以及师傅，没接到请帖，也都从市里悄悄赶来了。 　　她给客人捧茶，递糖，点烟，斟酒，脸上露出欢悦的笑容。但她那颗心却悬到了喉咙口，她随时忧虑着那件预先得知的、可怕的事情发生。 　　昨天，有一个对他们的境遇深表同情的知情人，来向他们通风报信：明晚，有人蓄意要砸洞房，已经周密地谋划好了；邀集了几十人之众，打算从水陆两路前来——水路自漓江乘船而至，于象鼻山附近码头登岸；陆路则由市区出发……云云。 　　这消息有眉有眼，着实怕人!阴冷的气氛笼罩着筹办喜席的人的心。他们停下了杀猪宰鸡的手，问婉秋：“怎么样，还办不办?” 　　她内心好忐忑：万一真地来砸，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心中无鬼不能怕鬼呀。这么一想，她来了勇气。她尽量做出若无其事的镇静样子：“莫管那么多，照旧嘛……” 　　新娘子处之泰然，事情好办了。小何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祖传世医，医德和人望甚高。他将此事向亲朋戚友一说，于是一呼百诺，众人都乐意至时到场义务担任警戒。邻近的好些受过何医生医恩的群众和青年民兵，也都自告奋勇翌日前来助威。为万全计，何医生又将此事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认为，这件婚事是合理合法的，应当得到保护和支持…… 　　婚礼正常进行。 　　如今，黄婉秋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新房内，几个年轻体壮的亲戚分布四角，警觉地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可疑迹象。 　　——门外的树下、路口，若干人影绰绰，或蹲，或站，或走动，如一个个严阵以待的潜伏哨。 　　——据说，在村口，布置了数人，随时盘问欲进村的陌生人。 　　——而小何的父亲，端坐堂屋正中，手执旱烟筒，一筒接一筒地慢悠悠地吸烟。他脸带微笑。但看得出，老人的心里是紧张的。他的双目灼灼。贺客在喝酒，他却几乎滴酒不敢沾。他在等着各种消息，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他俨然是个指挥员了。 　　所有这些，局外人是不知道的。他们照样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而这边厢的局内人，却是心怀惴惴，严防袭击。 　　正是：喜的喜来忧的忧。新婚之夜，竟是这番景象!竟是这般的戏剧性场面!新婚子在喜悦之余，不免浮起几缕心酸。 　　此时，有一青年来报：有四个来路不明的生面人，逡巡于村口附近；其中二人，好像身肩鸟枪之类的武器。 　　“果真来了!”何医生一惊而起。 　　他和一个骠悍小伙走出院子，站到院中央。早有人在一棵沙梨树上悬起了一盏五百瓦电灯。 　　他们开始表演武术。二人都是武林高手。老人自幼习武，颇得武当真传。他那杆从不离身的旱烟筒不盈二尺，铜头铁嘴，乃是一件防身兵器，地可攻退可守，挥舞起来呼呼生风，一般三、五个人是近不得身的。那骠悍小伙是他的高徒。 　　对拳； 　　对刀； 　　单人徒手——武当形意拳； 　　硬气功——老人挽袖，运气，挥拳捶打一张坚起的、质地坚实的八仙桌的桌面。数拳之后，桌裂板穿。 　　数个彪形壮汉，团团围住两个表演者，有意顶调高声喝采。 　　新婚冷静地望着这一幕。她心里明白：这“全武行”功夫节目，并非纯粹为了助兴，而是预先计划好的特殊信息，这是告诉欲砸新房者：请勿轻举妄动，这里已是防范森严。 　　果然“特殊信息”传送出去，并且如期奏效了。有人来报：在村口觊觎窥探的几个背枪人，悄然遁去了。 　　老人这才枪了口气。一对新人和所有的知情者，也都松了口气。 　　一场绝非虚惊的虚惊!新婚之夜是在惶恐之中开始，在不安之中结束的。但黄婉秋依然感到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有许许多多真诚的朋友冒风险前来贺喜，并不惧危难，挺身相助。 　　事后得知，确曾有几十人来过，由于发现这边有了戒备，才撤了回去。自然，这些人与他们素昧平生，无怨无恨，只是受了某些人的不明不白的挑唆才贸然前来的。过后，他们中好些人都成了小何的朋友。都说：“误会了。不打不相识啊……” 　　那么，是什么人、是什么原因在作出这种挑唆呢?黄婉秋怎样也想不大明白，也无从打听。 　　或许，是自己冒犯了什么人?抑或做错了什么事” 　　在万簌俱寂的夜里，她在静静地“反省”，——对自己，对小何，对恋爱中，在脑里过过“电影”—— 　　小何离团后，团里不许她和他再来往。她不听。她俩依然秘密地会面，不是在令人心醉的月下花前，而是在车少人稀的窄街陋巷。 　　她复出，得以重新登台了。有些好友劝她： 　　“你如今好过些了，可以另找，何苦还跟一个街道厂工人!” 　　她想想这样不妥：自己处于逆境时，别人仗义诚心帮了你；自己处于顺境了，岂能昧心离弃别人。何况，小何还是因为自己才调出的呢。 　　她于是淡淡笑说：“我可不能那样做。他是好人。” 　　她俩要求登记。 　　团里不肯出具证明。理由是：她比他大……如此等等。 　　自然，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她心里很清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训不是这么说的吗?现在凭什么要管起来，要加以左右呢?个人的私事，为什么要带上这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呢?难道别人的不悦才是这些人的大悦吗?怎么“文革”前就没这么多怪事情呢? 　　她惑然不解。越思索越不解。 　　她俩一直“闹”，竟找到了市委副书记。结果，一对普通人的结婚证明，是由市委开具的。 　　有意思! 　　她去要房间。 　　“没有!”有关方面说。 　　“不是有一间堆柴火杂物的房吗?可不可以腾出来，将就着住，……” 　　“不行。那些柴火怎么办?” 　　她于是只好在男方家里办喜事…… 　　自己受到报复，看来是以上原因了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她吃不准；她眼光的局限性、以及她的处境，也使她无法吃准。 　　她只是直觉到，有一股力量——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却无时无处不在的、也无法躲避的力量，在不公平地对待她，不公平地对待像她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人。 　　想至此，她眷恋起五六十年代的日子来了。那时，可以痛痛快快地做人，可以爽爽快快的做事，可以舒舒坦坦地做戏。真正如同鲁迅所说的：“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如今，有的人却疯魔般地热衷和纠缠于形形色色的矛盾洲涡里，把灵魂都扭曲了…… 　 刘三姐与黄婉秋（七） 何培嵩[壮族] 　　七　心心相印 　　过了一段时间，她可以重新上台了。虽则是跑跑龙套，当当配角，她也亟愿意去做。演员没戏演是难受的。 　　她正在台上演戏。台下，千百双眼睛中，有一双是她很熟悉的。那是何有才的眼睛。他坐在最末排一个不显眼的座位上，不像在认真看戏，而像在焦急地等待什么。 　　是的，他在等黄婉秋。 　　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戏”。 　　终场。关幕。观众退潮一般往外涌。他退到大门外一盏路灯下，手扶一辆自行车，不住地看表，并且紧盯着出口处，神情焦灼。 　　婉秋下了戏，从舞台飞一般往化妆室跑。快，更衣；快，用棉花团蘸点花生油；快，一边往外跑一边揩干净脸上的油彩。 　　她跻身散场的拥挤的观众中，跌跌撞撞，踵足摩肩。——顾不得那么多了。快，使劲往门外挤! 　　有人惊诧地大叫：“看，黄婉秋比我们还快!” 　　她不能不快。通常，戏总在九点五十分许结束，她只能用五分钟卸妆、换装，再用五分钟穿越“人海”、赶到公共汽车站——桂林末班车收车时间是十点整。 　　现在，她浑身冒着热气，终于挤到那盏路灯下。像接力赛，小河飞身上车，将她搭到公共汽车站。她不失时机地跳上汽车。“砰!”车门关了，末班车准时开出…… 　　真像是去打仗。不过还好，总算给赶上了!她坐到座椅上，疲惫地吐出一口长气。她透过车窗朝后看：冷风中，小何蹬车的身影逐渐远去，消失…… 　　这样的情景，已经重复过许多许多回了。 　　婚后，歌舞团一直没给安排房子。她只好一直住在市郊北门外小何的家里。那儿离城远，离歌舞团更远，不下十几里地。一个女子，深夜走远道，是不能叫人放心的。为了文艺事业，他悉心支持妻子，不辞辛劳。所以他来接她，晚晚如此。 　　他总提前来，蹲在门外等。守门老人心肠好，总招呼他进剧场。夏天，可以歇歇脚，冬天，可以避避风。因为，老人知道他的心思绝不在看戏。 　　深冬的一晚，她发现台下没有那双她熟悉的眼睛。 　　他没来?! 　　散场，她急急冲出来。啊，他在的，在每晚伫立的老地方，在那盏路灯下!他倚在桥畔的栏杆上。 　　她跑过去。他的手好冷!凛冽的江风挟裹着带碎米雪粒的细雨，阵阵袭来。她感觉脸上，手背被风刮得芒刺般生痛。他的嘴唇泛紫，身上衣服被打得透湿。 　　他就这样等了她将近两个小时! 　　没能赶上末班车。他蹬车搭她回去。 　　路上。她关切地问： 　　“怎么，没进场?外头这么冷……” 　　他咬咬牙，没吱声。但他终于说了： 　　“……那老头不让进!” 　　老人被冤枉了。 　　后来得知，是上面有人特地吩咐老人不让进的。理由是：“这人没票，不能白看戏。” 　　他们明知他不是为了看戏，却偏要这样。 　　老人解释，没用。只好遵命。 　　从此以后，小何就不能进剧场了。不论炎夏，或是寒冬，他都在门外等。 　　这样的待遇太不公平了。然而，在那年头，对她不公平的事何止一件? 　　一位跟婉秋要好的女友说：“你呀，人家这么待你，你还这样地死老实!你不会拿搪?你试拿搪嘛，看他们能把你怎样!” 　　“你讲讲，怎么个拿搪法……”她问朋友。 　　“憨得你!你‘病’了——发高烧；头疼；咽喉炎……或者，‘家有急事’……临到上你的戏，台下坐满了观众，你就来这么一下，给他们来个火烧眉毛!” 　　“为什么””她的眉心皱成了一个“川”字。 　　“他们对你不公道呀，你应当给点颜色他们看看呀!” 　　原来这样，婉秋大笑，直摇头。 　　“不能拿搪，不能拿搪!我们做人要讲人德，做戏要讲戏德。当演员的，上台就好比士兵上战场一样，这时，与指挥员之间不该有半点的个人恩怨……我们演员拿搪了，戏砸了，倒霉的还是观众。” 　　女友愕然、惑然，良久良久地凝视着婉秋。 　　小何深深理解妻子的心，默默地支持着婉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当婉秋晚上演戏，他都是坚持苦等、接送。 　 刘三姐与黄婉秋（八） 何培嵩[壮族] 　　八　渴望 　　一九七四年，她又无戏可演了。她闲极无聊，呆在永福县她妈妈家里。 　　一天，桂林来了人叫她回去排戏。 　　听说有戏，她眼睛一亮。她决定去。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四个月了，稍许大的动作本应是尽量避免的。但上级叫去，又能上舞台，她乐意服从。对艺术，她从来是如饥似渴。 　　回到桂林。排练。审查。修改。再排练。忙活了数天，她随团赴首府南宁，参加某届自治区曲艺调演大会。 　　演的是“文场”。她和另一位男演员合作演出。曲目叫《送农药》。没料到，《送农药》得到肯定，她们的表演也得好评。广西电影制片厂看中它了，要拍记录片。 　　歌舞团的有关领导找到她，态度异常的客气。 　　“嗯……现在制片厂要拍《送农药》……这说明你的演出是成功的……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 　　商量什么，一时还没挑明。她感觉蹊跷：为何如此吞吞吐吐?嗫嗫嚅嚅?可以直说嘛! 　　后来，她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是要把她换下来，那男演员也换下来。让团里另外两个演员取而代之。 　　理由呢? 　　没说明白。 　　她想问。但没问。因为别人不想讲明白——那么，我们自有不愿讲的苦衷了。 　　是嗓子不行? 是体形不行”或是表演水平不行? 　　不像是。绝对不是!要不，为什么可以上舞台，但不能上银幕” 　　过去拍《刘三姐》，自己的形象可以走遍海内外，为祖国赢来荣誉和声望。今日，却不允许拍一个短记录片。 　　咄咄怪事! 　　她心里是明白的：有人依然把她看成“黑苗子”，把她看扁了，看死了。就这么回事! 　　她来气了，脸色一沉，拧头就走。 　　她踯躅在文化大院附近的马路上，茫无目的。 　　马路好干净!几乎一片叶子，一根小草都没有。 　　想起来，马路是他们扫的。 　　军代表率领他来来南宁时，规定每人带一把扫帚。在列车上，扫。到了住地，扫。还到大街上，扫。说：“这是红扫帚精神，我们要发扬光大，我们还要扫遍全广西。” 　　昨天，她和大伙一起扫马路，扫到一户人家的门口。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嘻皮笑脸地说：“喝，刘三姐做好事!来，欢迎你进来扫扫我家里……” 　　想至此，她真的感觉哭笑不得了。 　　好事，自然是应当做的。但是，作为演员应该在表演方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只叫她一个劲地扫地，不分界线；而表演方面，则给她画地为牢；这增加了她的烦恼。 　　她转到区舞舞团一位前辈家里。 　　“……古老师，他们用我，但他们不相信我……” 　　她感到喉咙发哽，声调哽咽。她倾吐了心中的烦闷，止不住想掉泪。 　　这位“古老师”，就是诗人古笛同志。他当时的境遇也不算好，他同情地看着她。他想宽慰她几句，但始终没有说。 　　他摸出一张纸，用铅笔写了几句诗： 　　 　　桂林山水秀， 　　诗泉万古流。 　　三姐歌声美， 　　婉转动千秋。 　　 　　他默默将纸片递过去。 　　她凝眸沉思。她知道，他是在热切地期望着自己振作起来，像过去一样，为祖国河山，为美好艺术歌唱，永远歌唱。但她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开怀歌唱是困难的。 　　第二天，她要求回桂林。调演大会尚未结束，她只身回去了。 　　北上的列车风驰电掣般行驶。 　　天阴沉沉，乌云横飞。她的心情也像这天色一样阴晦。失望似藤蔓，紧缠着她。她感到好胸闷，于是靠近窗户探出头去透透气。然而，她的心始终像灌了铅似的，一直沉甸甸。她轻轻咬着嘴唇，凝望苍穹，心里暗暗地说：天啊!何时云开日出，晴空朗朗? 　 刘三姐与黄婉秋（九） 何培嵩[壮族] 　　九　“没功夫叹息” 　　惊雷作响，春回大地。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不久，《刘三姐》得以复映。 　　黄婉秋坐在影院里，看自己十七年前拍的影片。 　　坐在她旁边的女伴抑声啜泣，握得她的手好痛。是过分高兴?还是通常说的悲喜交集? 　　她也无声落泪了。她任由泪水流落，不去擦它。 　　这样的泪，是该让它畅畅快快流的。 　　为了那一去不返的韶华时光； 　　为了那夹杂着酸甜苦辣的梦一般的回忆； 　　为了现在的由于过分喜悦而产生的百感交集； 　　为了…… 　　真是痛定思痛，其痛犹深啊! 　　风华正茂之时留下来的银幕形象，到了中年再来观看，这是什么滋味呢!十年，被耽误了整整十年啊!这中间，不是可以演好多戏，拍若干部新片吗? 　　青春几何?演员的青春比金子还宝贵啊! 　　她听到哭声。不止她一个大哭，邻座的好些观众也都在唏嘘感叹。 　　散场。灯亮了。背后有人轻轻拍她的肩。 　　“你是……黄婉秋吧?” 　　她回头去看。一位陌生的老太婆，眼睛哭得泡肿。 　　“没错，是你，我没认错人!”老人喊起来。 　　老人将她两只手抓得好紧!欢喜得嘴唇不住地打颤。 　　婉秋鼻头又发酸了。 　　老人说： 　　“总算又看到《刘三姐》了，我等她，等了十几年呀!……说出来不怕你笑我痴，‘文化革命’前，我是个三姐迷，这电影我一连看了四五十场，我那个小仔帮我排队买票都买烦了……妹子哎，我是你的老戏迷啦，你才点点大时，演的第一个戏《斩三妖》，我看了，以后你演的戏我场场总要看的……” 　　她记起来了，《斩三妖》确是她的启蒙戏。其时，她才十三岁，是学艺三个月后的首次演出。时间这么久了，而这位老观众却还记得那么清楚。有益于人民的艺术，会受到人民欢迎的。 　　老人演心欢喜，颤颤巍巍地走了。 　　婉秋伫立良久，感动的泪水在脸上奔流。她回家。 　　她内房的正墙上，一幅绢裱书轴映入她的眼帘： 　　 　　久闻刘三姐， 　　近访黄婉秋。 　　山歌动天地， 　　诗意誉神州。 　　不屈恶势力， 　　敢捣莫家楼。 　　今日重上演， 　　艺技更风流。 　　 　　这首诗是新华社记者任丰平写的。前不久，她采访了黄婉秋。记者感叹这出戏的命运的坎坷，钦佩她这个人的精神的可贵，激动之情难以自抑，于是赋诗言志，并且请广东一位名书法家书写，托书斋精心裱贴，然后送与她的。 　　她如今觉得墙上这诗，似一双灼灼利眼，盯视着自己；又像一团火，燃烧着她整个的人。 　　她好一阵激动!“四人帮”及其一伙践踏艺术，迫害演员，而各阶层人民是尊重艺术、尊重演员的，他们对自己寄于很大的希望。对，要唤回青春、要恢复技艺，要奋发!她不禁站到大立柜的穿衣镜前，端详自己。 　　然而，她深深地失望了! 　　正面照，有点像冬瓜。 　　侧面照，有点似粽粑。 　　不要照了!当年的窈窕身段，绰灼风姿，无情地弃她而去了。她变得过于富态了，身高一米五五，十八岁拍《刘三姐》时还不足一百斤，如今是一百三十五斤了。 　　须知道，发胖和年龄，都是演员的大忌和大敌。而这些，她不幸地全沾上了。怨谁呢?怨恨“四人帮”!现在，她还自责起来了，在动乱的年月里曾经自暴自弃。 　　记得一九七四年，她将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过去的局长郭文纲和老伴拎着只大母鸡来看望她。寒喧之后，问道： 　　“婉秋，你看过昙花开吗?” 　　她点点头，感到有点诧异。她以为郭局长要讲“昙花一现”的故事了。 　　“看过的。它的花瓣一开，很好看，但过不久就凋落了……” 　　“是的，是这样的。可是，昙花的持续力却是很长的。这朵刚刚谢了，那朵又开了，像接力赛。你注意到没有，它的整个花期是相当长的。其实，它是很顽强的，柔中寓刚，人们对它误解了。《刘三姐》演过了，也映过了，观众喜爱它。虽说它今天还不能重映，但总有一天会的!我呀，就盼望着看到新的《刘三姐》，新的黄婉秋……” 　　语重心长，苦心婆心。 　　两位老人走了。 　　她默默地沉思着。当她低头看自己的身子时，嘴角不觉泛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小何的母亲在旁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婉秋哇，莫愁!等孩子生下来，你去买一块缠腰布，天天缠腰，这样，你又会苗条起来的……” 　　所谓缠腰布，她听人说过的。通常是买白加布，一丈来长，紧紧缠腰，久之，可以恢复漂亮的身段。 　　但是，她忆起以前演《送农药》时自己的遭遇，不免感到心寒和丧气，她终于没有采取任何控制身段的措施。 　　…… 　　现在，回想起这些，她懊悔不已。她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不，不能叹息!不能遗憾!”——这话，是谁说的?是苏里，对，正是苏里!她拉开抽屉，取出不几天前苏里来的一封信，“婉秋同志，我们现在是没功夫叹息，也没功夫遗憾，要紧的是做!……” 　　“没功夫遗憾，没功夫叹息。”这话，震动了她的心。 　 刘三姐与黄婉秋（十） 何培嵩[壮族] 　　十　减肥篇 　　烫金的请柬。 　　一九八○年夏，香港南方演出公司“特邀桂林市黄婉秋《刘三姐》剧团赴港献艺”。请柬上径直点了黄婉秋的名。港人对她推崇备至，尊她为“歌仙”，“歌王”。“文革”前港澳举行过《刘三姐》观影比赛，最高记录者逾百场。如今，虽然过去了二十余载，她在港人心目中依然盛名不减。该公司预见到：打出黄婉秋的“招牌”，那上座率和票房价值定然是可观的。 　　歌舞团的演员们皆大欢喜。她也欢喜；但准确点说，她是喜忧掺半。 　　前不久的一件事，就很使她担心。 　　歌剧《港湖赤卫队》首次复演。她饰主人公韩英。 　　戏剧发展到韩英越狱时，她爬上石磨。欲攀窗。 　　所谓“石磨”，乃是木制的道具。竟然经不住韩英一站，“嘎吱”作响。 　　有的观众听见了。传来嗤笑声。 　　“韩英好胖!”什么人下意识地叫起来。声音不高，但清晰可闻。 　　哄笑声。 　　这个游击队长赶忙越窗而出，仓卒跳下去。 　　“通!”楼板好响。 　　一百三十多斤从高处坠落，焉得不“通”? 　　幕侧的乐手们，忍不住都笑了。 　　她亦笑。然而心里在落泪。 　　必须减肥——她发狠了! 　　练形体。每天上午，压腿，跳跃，跳民间舞，她和姑娘小伙们一样练，没开“小灶”。数天下来，她无处不痛，身骨像散了架，尤其是十字路口留下的腰伤，竟如遭剑刺。 　　晨跑。绕着鹅卵形的杉湖，朝朝跑几千米，风雨不辍。 　　这些运动，她本不能做的。她有胃下垂，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每回练功和激烈跑步下来，她的胃总是又沉又疼。 　　如此数月，她去过秤，乖乖，指针直往“130”上蹿。越是锻炼，倒反越结实，越沉了。 　　她的运动减肥，以失败告终。她的心好沉重。 　　广东有“港人好楚腰”之说。这话未免偏颇。但作为演员，苗条的身段，无疑是重要的。 　　她决定节食。这是她最后一个“秘密武器”了。 　　此时，区文化局从全区荟萃歌舞戏曲精英，组建了实力雄厚的“广西《刘三姐》彩调剧团”，集中于首府，日夜赶排，准备择日飞港。伙食、营养等待遇，自然格外优惠。但她没有口福。 　　早餐，她吃一小婉白稀饭，一只馒头；带一只馒头回去。然后排练。九时许，休息片刻，她啃下那只冷馒头。 　　中饭她是不吃的。伙伴们去用餐，她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看书——她知道，当自己凝神专注于书本的时候，胃的正常消化功能也就减弱了。实在饥渴难忍时，她就喝一杯白开水。 　　午觉，也不睡。还是看书。她认为，不单要饿其体，还要乏其筋、劳其神，方能奏效。 　　下午，她交给厨房师傅一小包中药，请他们剁点瘦肉，蒸一小碟肉饼。这便是晚餐了。 　　平日里，她每天一般能吃七八两米饭；现在不到二两。 　　赴港前的一个多月里，她天天如此。 　　一次，厨房师傅私下里多往肉饼里添了点肉。她一吃，察觉了，笑了笑，进厨切了一小块肉，说：“师傅哎，以后每回就这么多，可不许超过了啵。” 　　师傅其实是心疼她。 　　“我们是怕你饿瘦了，演不好三姐……” 　　她好感激! 　　“我就是想瘦不下，才演得好三姐呀。” 　　她切的那块肉，不到二两。 　　“你不饿?” 　　“不饿不饿。我不想吃，我习惯了这样……” 　　这位胖乎乎的山东师傅，望着她走去的背影，摇头喃喃道： 　　“唉，天天中午粒米不沾，当演员可太苦了……换了我，少一顿也难熬!” 　　其实，不饿是假的，不想吃也是假的。但她有自己的追求，只能如此。 　　一位科技报记者闻说此事，采写了她一篇专访。公布了她那几味拌蒸瘦肉的中药——当归，党参，黄芪和川芎。并说，是有关膳食美容专家精心为她研配的减肥方。又云，专家认为：四味中药均属补血补气良药。当归含维生素A及B12补血成分；党参含多种糖类、淀粉等，乃补中益气要药；黄芪补气，可强身壮体；而川芎则活血于气兼降压。黄婉秋吃了这四味中药，再加瘦肉，果然达到减肥和体态优美，且无休弱、气虚之副作用……云云。 　　文章一见报，全国各地竟有许多胖姑娘，给她来函来电，索方，索体会。 　　她应付了暇了…… 　　其实，并没有任何专家为她研配过减肥方。这四味药，是她母亲教好怕；而母亲，是凭经验推想出来的。 　　记者自有记者的角度。但他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着墨点：意志，还是责任感。 　　她对省报一位记者说： 　　“听说香港的观众比较注重演员的外观美。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代表广西出去的，不是代表我个人。所以，我得格外注意体形和形象。” 　　记者深以为然。 　　“这样，你要挨许多饿了。” 　　她莞尔一笑。 　　挨饿一个多月，她体重减了二十多斤，走台感到身子轻飘飘的。结果，她表演的时候，不论唱、念、做、打，一概得心应手，和“文革”前差不多了。她好高兴哩! 　 刘三姐与黄婉秋（十一） 何培嵩[壮族] 　　十一　追求 　　毋庸疑义，黄婉秋挨饿减肥，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但是，黄婉秋所追求的难道就只是艺术吗? 　　这年的春节前，四川省团委邀请黄婉秋伉丽赴成都，在“迎春晚会”上演出。 　　每年，他们都举行这种晚会，并特邀一两个外地名演员，以壮声威。 　　她俩在城北体育馆，连演三场，场场爆满。 　　离蓉前夕，省团委杨书记特来致谢。走之前，递给婉秋一个厚叠叠的信封。说：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略表谢意，万望笑纳……” 　　婉秋猜到几分了。启封，果然，十张“大团结”——整一百元。 　　她打定主意不要这钱。但就这么退回去，热情的主人不仅不纳，而且肯定会不悦。 　　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张飙。 张是《中国青年报》驻四川记者。这些天来，在来访，交往中，婉秋与他成了好朋友。 　　她找到张。道： 　　“求你帮个忙……” 　　张心中有数。笑说：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她将信封递过去：“请你转交省团委。就说，心意我领了……这事，只有你能做好。拜托了!” 　　张笑而不接。 　　“我转交倒不难。要是团委又给你寄去呢?” 　　“我再寄回来!”她毫不犹豫。 　　张飙感动了。他知道她是真心的，她真会这样做。这几天来他看到的几件事，使他坚信这一点。 　　黄婉秋刚到成都，省团委曾派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她夫妇俩游览和探亲访友使唤。 　　她对司机说： 　　“请您把车子开回吧。我们用不着。要上哪儿，我们可以走路，或者乘公共汽车……” 　　她的言词恳切。司机照办了，但惊讶和佩服极了。他从没见过这样有小车不坐的人! 　　还有。 　　她夫妇俩被安排在一间有暖气设备的、卧具考究的双套间里。她几次要求换房，说：“住得太贵了。不需要这么特殊照顾的……” 　　特殊么?非也!如今好多人出公差，都往“高级”上靠。 　　张飙只好把信封接过来。但声明道： 　　“要是他们又来找你的‘麻烦’，我可不负责任。” 　　婉秋想了想。 　　“这样吧：等我们上了飞机，你才把这钱交出去……” 　　真乃万全之策。张飙叹服，无“计”可施了。 　　在旁的一位四川歌舞团的演员，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不禁感触良久，也道出两件事来。 　　其一：某年“迎春晚会”，邀请来一位闻名遐迩的相声演员。演毕，四川人民感谢他的精彩而热情的表演，赠予他一辆嘉陵牌摩托车。他谦让了一下，笑纳了。 　　其二：又某年，请来一位颇具盛名的女电影明星——据说她是乐意要钱的。在体育馆演唱时，弄姿作态。不少观众知道她的秉性，纷纷往她的脚下掷镍币：“你不是想钱吗?大把给你!” 　　语毕，这位演员钦佩地对婉秋说：“有人求物。有人求钱。有人求名。有人求不朽。有人求生。有人甚至求死。你究竟追求些什么呢?” 　　问得好! 　　然而，婉秋笑而不答。 　　也许她只想用行动来回答吧! 　　一九八三年仲夏，黄婉秋赴广东省梅州演出，途经广州省亲，却惊动了商界的人。 　　广州有个“××”餐厅，专设音乐茶座。以食品精美，陈设豪华，歌曲典雅而名满羊城。 　　这里收费昂贵。只要你坐下来，一杯清茶，几件点心，便是七元钱。所以，茶客大多是殷富人家。 　　为了招徕顾客，这里专邀名歌星演唱。歌者只需手拿麦克风，往一个螺旋形的楼梯口一站，脸向三面茶客，唱上一至二首歌曲，便可以得到十元以上的酬金。 　　当黄婉秋到达广州，便有人告诉她，有这么个音乐茶座，有这么个容易捞钱的地方，劝她去唱。并说，如果她愿意，他可以去磋商。 　　一晚，那人带她亲历其境领略了一番。 　　但见一个个歌星，或西装革履，或袒肩露背，在忽明忽灭的、变幻着无数种色彩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灯光照射下，用一种软绵绵的催人欲睡的调子哼唱——据说，这是一种时髦的气声唱法……不少听众还蛮喜欢听的哩! 　　她不想看，也不想听了。 　　“怎么样?”那人问。 　　“我不唱!”她感到耳根一阵热。 　　“嗨，凭你这《刘三姐》，保你‘杀’得开!你知唔知?港、澳、新加坡一带，叫你做‘歌仙’呵……” 　　“跟你说，我不唱嘛。”她不想多作解释。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毁了你的名?唔怕唔怕，香港和国内好几个歌星都在这里唱过的。” 　　香港某位刚刚走红运的歌星，以及国内某位因气声唱法而名噪一时的次高音，均在此慨然献过艺。这，黄婉秋也曾有所闻。 　　对此，她实在不敢恭维。她的思想也尚未“解放”到这个地步。 　　“她们唱她们的。我不想唱。”她淡淡地道，一脸严肃。 　　不可思议!那人对她盯视好久，仿佛看一个“天外来客”。 　　对钱，她并不看得那么重。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而人格才是顶可宝贵的。 　　前年，她随桂林歌舞剧团到海南岛，演《刘三姐》。足迹踏遍琼崖十三个县，八十天演了七十九场，她场场主演。团里让她多领一些补贴费。这是主要演员应得的，论功行赏，无可厚非。 　　但她没多领。结果，她白白少拿了二百多元。她不愿意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 　　那么，她求名吧? 　　她不是有颇多的头衔吗?诸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广西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会员，广西政协委员，桂林市人民代表，桂林剧协副主席，中国剧协会员，广西青联常委。等等。 　　然而，这并非她求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是她应得的荣誉。 　　事实上，名，非她所欲也。 　　八○年，《福建青年》评选三位“你最喜爱的影星”。 　　黄婉秋和王丹凤、陈冲三人中标。 　　福建频频来函催请她赴福州参加联欢活动，她没去。其时，恰逢她主演话剧《报春花》，分不开身。 　　不能去，她并不怎么觉得遗憾。她对朋友说：“从桂林至福州，路途那么远；加上参观，座谈，该耗去多少时间?再说，王丹凤是老师，陈冲是新秀，我呢?还不是凭当年那部《刘三姐》。这几年在艺术上没多大成就，何必靠吃老本去凑那个老中青三结合呢?”又说：“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比一切都宝贵!” 　　那么，她别无他求了? 有的。她早已另有信仰，另有向往。从“文革”前直至今天，近二十年来，她总共递交过五、六次入党申请书。她说：“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会唱这么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 马泰泉[回族] 　　一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给他的那位老战友六年来第一次要通了电话之后，便缓缓地走出菊香书屋，沿颐年堂曲廊走进那座田园诗般的叫着“静谷”的庭院里。早晨的空气温馨而清醇。他在那株苍绿的连理柏下驻足片刻，而后反剪双手悠然地散步。虽是一夜未眠，可他却毫无倦意。 　　“主席，吃早饭吧……”卫士长脚步轻轻地走过来，小声道。 　　“呵，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吧。”他应着转身回到颐年堂门口，忽而凝视眼前的奇花异草，忽而举目向大门外眺望——显然他是在静静地等待着那位一别六年未见的老战友的到来。 　　二 　　吴家花园。 　　天刚蒙蒙亮，彭德怀仍和往常一样在后院那片“自留地”里忙碌起来：给几畦白菜锄完草，便又提着粪桶一棵一棵地浇肥…… 　　“彭总，彭总。”警卫参谋景希珍边跑边向他喊，“快，快去接电话，是毛主席打来的!” 　　“真的?你没听错?”彭德怀蓦地站起来，盯着景希珍问。 　　“真的，毛主席要您亲自接电话。”景希珍急促地说道。 　　彭德怀放下粪桶，疾步跑回住室，一把抓起话筒，没等出声就听到一个稔熟的乡音在耳边响起：“德怀吗?你现在来吧，我等你。” 　　彭德怀抑制着激动：“主席，您工作了一夜休息吧，我还是另找个时间去吧……”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叫你来你就来嘛!我们好久未见面了，你快来，我们好好谈谈。” 　　彭德怀握着话筒，许久说不出话来。 　　几天前，他突然接到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主席有重要事情找他商谈，要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他听后，情不自禁地对秘书綦魁英说：“怎么样，我说主席忘不了我吧!主席会想着我的!……”可是，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他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彭真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担任“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他听了颇为不快。他请彭真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我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三线”建设关系重大，我不想再搞和军队有关的事情。要让我出来工作，我愿意抓农业，到人民公社当农民或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彭真表示一定如实地向主席汇报。他回到住所后，马上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意愿，并恳切他要求想和主席当面谈谈。 　　此刻他想，一定是主席听了彭真的汇报、又看了他的信之后，才亲自打来了电话。听那浓重的湖南乡音，亲切而又深沉，毕竟是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同乡的战友啊!…… 　　他放下电话，仿佛决战时刻下达命令似地对景希珍说：“景参谋，快叫小赵发动车，去中南海!主席要见我，正等着我呢!”说着拉起景希珍就往外走。 　　景希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故作严肃的样子说：“彭总，你瞧瞧您这身打扮，地道的农民老伯，胡子这么长，衣服又这么破，连抓大粪桶的手都没有洗一洗，就这样去见主席呀?” 　　彭德怀低头看看自己的衣着，又摸摸胡子拉碴的腮帮，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要说咱中国的农民，不都是这个样子嘛!不过，今天要去见主席，我是得整理一下。景参谋，我刮胡子，你去给我找一身干净衣服来，五分钟必须结束战斗!” 　　三 　　彭德怀坐上当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给他的“吉姆”车驶进了中南海。当他拉开车帘看到丰泽园出现在眼前时，马上叫司机停住车，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仰望着丰泽园门额，他激动的脚步有些颤抖。登上台阶，肃立于门口的警卫战士庄严地向他敬礼，他马上举手还礼，姿势还是那么标准。他感到浑身有一股鼎沸的热流在奔涌，他感到自己同警卫战士一样年轻。 　　自从庐山会议后搬出中南海，六年来没有来过一次，两位同乡彼此也未见过一面。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在一起生活的岁月能有多少个六年?今后的日子里还能再拥有多少个六年?……这位戎马倥偬的元帅感怀万端地登上了最后一道台阶。 　　当他一眼看到伫立在颐年堂门口那高大魁伟的身躯时，似乎由于过分激动而愣住了——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他疾步迎了上去。 　　毛泽东先是肃然地注视了他一下，即刻便扬起手臂向他走过来。 　　彼此间凝目端详着，两双手终于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彭德怀首先开口道：“主席，看得出您还是老习惯——善打夜战。” 　　毛泽东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儿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 　　分别六年的老战友手拉着手往屋里去。 　　于是，在共和国的记忆里便荣幸地记下了这一美好时刻：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共和国的领袖与这位在庐山落难的元帅历史性的会见。 　　四 　　菊香书屋。 　　彭德怀巡视一番屋里的陈设，柜子里、桌子上、茶几上、枕头边，几乎到处都堆满了书，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书香。 　　彭德怀说：“主席，您还是嗜书成癖哟!” 　　毛泽东诙谐地说：“近来又看了一遍屈子的《离骚》，也上天入地求索吟唱：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是神仙还是凡人?……” 　　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吸着。 　　彭德怀也随便抽出一支点上。 　　“记得你好像早已戒烟了嘛!”毛泽东笑着问。 　　“是戒了。还是在庐山又抽上了，很凶。”彭德怀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毛泽东摇摇头，以和缓而又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几万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功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 　　彭德怀低声叹了口气：“主席，我是想来想去想不通啊!迫不得已，才……” 　　彭德怀写的那封长信，是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批经过甄别平反的同志相继恢复了工作：张闻天到中国科学院任经济所研究员；周小舟降为湖南省委副书记，后调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黄克诚被派到陕西当了副省长……唯有彭德怀没有赦免。郁愤之下，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委屈痛苦统统倾注于笔端，费时三个月，写出了八万字的长信，并恳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他的问题，“如查有实据，愿受党纪和国法制裁!”在这封长信的最后部分，他对林彪、柯庆施、康生等人作了直言不讳的评价，提醒毛泽东要对他们有所警惕。 　　“我们还是谈谈。”毛泽东神情温和地点着头，又接上一支烟。“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么。你肚里有话就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彭德怀将烟蒂送到烟灰缸里捻灭，想申明什么却欲吐又止。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说：“历史上，真正的同志决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一席坦直、平近而又机趣含蓄的话语，仿佛把彼此间曾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情一笔勾销了。 　　彭德怀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主席。”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这么说么，我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也来参加。恩来去接西哈努克，所以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看若轻松随意的漫淡，却在顷刻间推倒了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无形高墙，沟通了窘促而抑郁的对方的情绪。接着，毛泽东在这样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漫谈里牵动着对方的思想切中正题：“德怀啊，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我曾对尼赫鲁说过，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桩不幸事件，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香烟，又说：“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你去西南最合适。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听着，不能不感受到一个政治战略家那种对世纪风云的挑战和把握，那种掌玩乾坤的潇洒和超越，那种俯视万方、岿然自恃的巨人气魄。但听到“名誉”二字，他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苦笑，说：“主席，我还是不去西南为好。我背着这一身怎么去?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再说，在庐山会议时，我向您作过了三条保证。” 　　毛泽东略一沉思，问：“哪三条?” 　　彭德怀答：“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平静地吸着烟：“噢，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说到这，他站了起来，在绛红色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子——他也许由此联想起一年前曾在接见参见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说过的话；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楚，对太阳搞不清楚，对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地方搞不清楚，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还有人的大脑，会不会被未来的机器人所代替? 　　他又坐了下来，向不由自主地搓动着手指的彭德怀笑了笑说：“你呀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一段时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彭德怀用心地倾听着，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彭德怀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德怀啊，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话音一落，彭德怀马上表态：“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毛泽东欣慰地笑起来：“好，好啊!” 　　二人开怀畅谈，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瞥见鼓德怀喝茶时，用杯盖往嘴边拨茶叶，津津有味地嚼着烟下去，便以自责的口吻说：“哎哟怎么搞的嘛，一聊起来竟把‘第一需要’丢到了脑后，上饭，上饭!” 　　五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来到颐年堂，他们与彭德怀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场面十分感人。 　　像是预见到什么，毛泽东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二人谈了多时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对激动得两眼潮湿的彭德怀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时间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多喽，也更加珍贵。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邓小平接着说：“是啊，大家都盼着你重振雄威，再建新功!” 　　“……”彭德怀嘴唇颤抖着，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那双深邃的眼睛微微一笑，风趣地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或许五百年、一百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都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听了主席这番话，彭德怀顿感领袖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更加亲切高大起来，同时又觉得自己这几年所受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了。 　　直到下午三点多，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才告结束。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相继赶来的朱德、陈云、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陪送着红光满面的彭德怀走出丰泽园，一一与他握手，送他上了小车。 　　车徐徐开动后，毛泽东还一直站在那儿向鼓德怀招手…… 　　六 　　小车驶出中南海，坐在前座的景希珍一直侧转过身子将目光投在彭德怀脸上。 　　彭德怀突然问：“景参谋，你们吃饭了没有?” 　　景希珍兴奋地说：“吃了，在招待所。主席还让卫士长告诉食堂，特地为我们添了一盘红烧肉。” 　　彭德怀感叹到：“主席想得周到啊……” 　　景希珍发现，这位老农模样的“彭老头儿”与几个小时前相比，似乎年轻了许多，还闻到一股酒的香味：“彭总，您喝酒啦?” 　　“喝了!毛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同意去西南了。他请我喝酒，我就痛饮了几大杯。”彭德怀一抹嘴巴，吐出一串热乎乎的话。 　　“您平时很少喝酒，喝也不超过一两，今天您喝几大杯，还得了哇!” 　　“今天我高兴么!主席把我说通了，主席襟怀坦荡，我最佩服的就是他这种风度和气魄。”他的话头像冲决了闸门的流水，虽带三分醉意，但十分清醒。“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想不通呢?我能不高兴吗?!” 　　对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他永远珍藏在了美好的记忆里。在后来的艰难岁月里，他总是向别人谈起毛泽东对他的这次接见，每每谈起，总是喜形于色，犹如捐了门槛的祥林嫂，逢人便讲自己干净了，清白了…… 　　回到吴家花园，他立即召集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他与毛泽东的会见。然后，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很快就要到西南大‘三线’去了，感谢你们这些年来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曾经和大家聊天，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好了，我和你们总算解放了。你们呢，还年轻，我准备给组织讲一讲，离开我吧!或去住住学校，或下到部队锻炼锻炼，这对你们是很有益处的……” 　　没等他把说话完，周围的一群脑袋乱摇晃起来—— 　　“不!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坚决不离开您!” 　　“几年的风风雨雨都经受住了，现在天晴了，要赶我们走，不干!” 　　“就是么。您总讲风雨同舟，同生死共患难，怎么能丢下我们呢?” 　　彭德怀两眼噙满了泪水。 　　他驱车去中央办公厅找到杨尚昆，谈了去西南的安排之后，便讲起身边工作人员的去向问题。 　　杨尚昆马上将此事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指示：“在家里的全跟过去。 　　七 　　临行前的一切准备就绪。这天一大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彭德怀，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开会。 　　这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有中央部分领导人和西南局、西南建委以及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等分别在会上介绍了西南大“三线”建设情况。 　　毛泽东在会上特意讲道：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同志。 　　接着，毛泽东又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工作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他在西北战场的成绩是显著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他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还特意对李井泉说：彭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什么可保密的，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那是不行的，他不会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样才能干好嘛! 　　西南的同志纷纷发言，表示欢迎彭德怀去工作。 　　彭德怀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无比快慰和惬意之中。 　　会后，他按杨尚昆的安排，到北京医院检查了身体。当他从体检结果得知自己除了肠胃病外一切都很正常时，高兴得合不拢嘴。在回家的路上，他竟跳下车，非要同司机的四个轮子赛跑不可。 　　八 　　彭德怀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没能见到周恩来。他几次要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可周恩来总是不在。他不免有点伤感：人人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刚吃过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自己家。碰巧，司机出车拉挂甲屯的一位病人去医院了。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总理回电话说：“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总理家，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这位“东山再起”的元帅。 　　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不无感慨地说：“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呀!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六年快把我憋坏了，日日夜夜都盼着早点出来工作，我急呀!” 　　周恩来关切地问：“彭总身体还好吧?” 　　彭德怀朗朗一笑：“刚体检过，没有什么大毛病!” 　　“好!你走马上任，我们也就放心了。”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给彭德怀续上茶。在讲到“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时，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国际敌对势力又想掀起一股反华浪潮，‘老大哥’背信弃义不说，还以核讹诈相威胁!为了我们的战略后方，主席将自己的四卷稿费都捐出来了……” 　　彭德怀听罢，将送到嘴边的茶杯放下，站起来说：“总理，我这次来既是拜访，也算同你告个别吧，我想尽快动身，越快越好!” 　　十一月二十七日，彭德怀踏上了南去的火车，他那刚毅的脸上，含着一丝微笑，告别了北京。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